第253章 一劳永逸的解决游牧问题，并不能只靠武力 (第1/2页)
回望千年历史，北方游牧政权似乎总是困扰中原王朝边境安全的问题。
从武帝时期的全盛匈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再到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究其原因，还是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不具备长期作战能力。
在短期内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取得胜利。
但无法进行长期的追击歼灭战，也就无法彻底消灭北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所以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游牧给灭了，这样不就没有边患了吗？
先不考虑这会付出多高的军事成本。
即便真的有封建王朝，把草原上的每一个人给杀了。
那么打下的这片土地，你总得移民过去吧？
草原环境恶劣，风餐露宿，栉风沐雨。
夏天的野蚊子能直接把人给咬死。
任何汉民，只要到了草原长期居住，那他就是会胡化。
由此成为新的游牧。
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
所以草原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
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个野蛮人。
那么转换一种思路，改为直接统治草原地区行不行？
这其实也不现实。
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有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与统治逻辑。
农耕文明重点看税收，讲究一个稳定。
游牧文明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对于这群居无定所的人。
你中央政府既无法调查人口，又无法按时找他们收税。
甚至你收上来的税，都不见得比得上你在草原上找人的成本。
所以要保证一劳永逸，万世太平。
团结“非我族类”，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它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故此，李翊始终反对单纯通过暴力，来缓解游牧之患。
这是低效、贫民、伤财的。
最佳的方式，还是加深两国贸易，使双边经济高度绑定。
这样一来，
一旦两国开战，统治者就会瞻前顾后，处处掣肘。
以致尽可能地避免两国争端。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现代经济管理学的问题。
好在李翊在这方面专业对口。
当即对众鲜卑部使者，提出了加深两国贸易，扩大商品规模的建议。
而这建议一出，立马招来了众部使者的反对。
其中以轲比能部使者素乌最是不能理解，当即对李翊的主张提出质疑。
“……丞相之见，皆为坐论，非圣人之言。”
“我等虽为边鄙，亦尝听闻汉家有云：”
“——天殖货财，皆有定数，不可尽出。”
“夫商贾之道，不过徙货易位，岂能无中生有？”
“昔粮肉不足以饱胡汉之口，今经筹算，反能足食。”
“此何理耶？”
素乌所提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整个封建时期人们的观点。
在他看来，不论是胡人还是汉人，他们的货物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止尽的拿来交易。
也就是司马光说的，“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认为天下的财富有限，不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
后世很多统治者都没能逃出这个刻板印象。
这其实还是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影响，
认为生产力是不能被解放、被发展的。
全天下的财货就那么多，不管怎么变法，无非就是看蛋糕怎么分。
而不会使蛋糕变大。
后世许多变法家，也只是在考虑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在想该怎么把蛋糕做大。
在这方面，其实王安石的理论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
王安石提出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从生产角度来说，要增加财富就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从金融学角度说，投资、财产的流转都可能产生新的财富。
李翊从前是干什么的自不用多说。
他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那么前后五百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打。
管仲、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等人也不例外。
李翊绝不会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跟素乌等人科普，什么叫解放生产力。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
那么基于此，李翊便以“诱导式”谈话，向素乌提出要求：
“公等皆以为，草原不能提供足量牛羊。”
“然私以为，若扩大畜养规模，以诸部实力，便能满足本相之所需。”
此言一出，以素乌为首的使者，都在那里冷笑。
仿佛听到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话题。
按理说，游牧民族的牛羊都是成群的，应该越繁殖越多才对。
但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所控制的牛羊，不可能超过放牧地区的草料承受极限。
不然，大草原上的水草喂养不了那么多牛羊，就只会白白饿死。
为此，李翊接着进行补充：
“公等若在牛羊长老之前，将之屠宰售卖。”
“不就能控制草料供给，不致使畜牧过度耶？”
说白了，草料毕竟不是稀缺资源。
牧民们没有一个对草料资源的管理的基本概念。
牛羊在成年之后，就不会再长膘了，甚至有可能掉膘。
再养着它们，就是纯纯浪费资源。
何况牛羊在成年时期，就是它们交易价值最高的时候。
可道理大家都懂，
但牧民们还是无法做到，将它们随意宰杀。
理由也很简单，
杀了肉就无法保存，容易腐烂变质。
所以它们宁可养着老牛老羊，以保证自己手里始终有硬通货。
所以当李翊提出这个建议后，素乌当即出声反驳：
“……明公之论虽善，然我部纵知牛羊老不益肉，亦不忍妄杀。”
“畜活则肉存，骤屠过量，腐臭谁食？”
说着，看一眼众身后其他诸部的使者。
众使者包括乌桓人在内，纷纷起身，连道：是也是也。
杀了，我们吃什么？
“若将牛羊尽易钱财，猝逢雪灾。”
“钱不可衣，铜不可啖。”
“吾等岂非授命于人乎？”
“观汉胡旧市，吾辈惟换盐铁必用之物，足则止售。”
“宁纵牛羊食野，不积铜山堆库。”
“盖皆此之论也。”
素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翊经济论上的另一个漏洞。
那就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牛羊就是他们的硬通货。
换取汉人的五铢钱，赶上大雪大灾天气。
这些钱就是堆铜疙瘩，完全不如实实在在的牛羊好使。
所以，纵观历朝历代的汉胡交易。
每朝都有，可为什么一旦两地爆发战争，边市贸易不能动摇国本呢？
那就是因为贸易的力度不够大！
说白了，你胡人拿牛羊来换取汉人的盐铁，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始终都是点到为止。
当换够了，他们是不会把剩下的牛羊拿出来交易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硬通货，是“立身之本”，人不可能把全身家当拿去跟你汉人做交易。
你动摇不了人家的硬通货，战端一起，自然就动摇不了他们的国本。
有人会说，你们还可以拿钱换我们汉人的粮食嘛。
基于这个观点，一名乌桓使者当即发表自身看法：
“汉家边吏更替无常，若遇酷吏闭关，铜即成砾。”
“于吾等皆无用也。”
“况两国之间，战端若启。”
“市绝畜尽，吾之部族又何以存焉？”
游牧人也不是傻子，你把我们的硬通货换成了铜疙瘩，万一不跟我们交易了。
我们这些铜钱就全砸手里了。
到时候，还不是得看你们汉人眼色吃饭？
对此，李翊只是微微一笑。
“尔等皆患鲜肉难贮，钱贱难恃。”
“以吾观来，此易事耳。”
“可以活畜，易我渔阳之腌肉。”
“若嫌咸味过甚，尚有谷粟布帛可储。”
这就是李翊的经济理论。
幽州发展制盐业，间接能够带动腌肉业、咸鱼业的发展。
而游牧输入到内地的牛羊，又间接为腌肉的制作提供了鲜肉资源。
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
说白来，
经商不能只看重蝇头小利，生怕自己吃亏。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让别人也能赚到钱。
你们不是舍不得交易自己手里的“硬通货”吗？
简单，我把我们的硬通货，也换给你们就是了。
你敢说谷粟、绢布不是中原人的硬通货？
“……若我等皆投效朝廷，便可尽易腌肉，此非丞相戏言乎？”
众人显然对李翊开出的口头支票存在疑虑。
“若按丞相所言，大肆畜养牲畜。”
“待到夏秋之际，膘肥体壮者，何止百万？“
“试问汉家商贾，安得如许盐斤以腌之？”
“纵能腌成，则草原盐价必贱——”
“且如此巨量腌肉，其价又将几何？”
众人又提出了对汉人拿不拿的出这么多腌肉的质疑。
主要质疑的是，汉人哪来那么多盐用来腌肉。
这个问题其实好解决，毕竟李翊通过晒盐法，大规模制作海盐了。
所以李翊当即表示，盐的问题众人无需担心。
如果你们需要，他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看盐仓。
证明幽州政府是能够拿出足量的盐，来腌制鱼肉的。
甚至，直接把晒盐法教给你都无所谓。
因为教给你们，你们也没办法用。
这玩意儿太吃地理位置了。
胡人又没有渤海湾这种超长海岸线。
而且晒盐法效率其实挺低的，且非常吃劳动力。
它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
而幽州，最不缺的就是流民这种廉价劳动力。
通过大规模晒制海盐，既为流民提供了工作，稳定了社会环境。
同时又生产了海盐资源。
再卖到国外去，又为国家创造了外汇。
可谓是一鱼三吃。
至于众人担心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汉人既然真的能够拿出这么多盐来腌肉。
那生产过多的盐，是否会导致草原盐价跟着变低？
对此，李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凡是在齐国交易完成的食盐，一律将盐税打对折。
而出了齐国，不管它是在草原、亦或者是在曹操的地盘。
只要不在齐国境内，不受齐国法律保护。
那就一律按原来的盐税税率查办。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稳定盐价。
这个关税问题，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比较复杂。
但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好理解了。
毕竟，它就是后世海关对于进口货物，调整的进口关税。
而这个特殊的“海关保税区”，李翊把它定在了他目前所在的渔阳郡。
也是受地理政治环境影响吧。
渔阳之外，任何食盐的贩运都按照原来的法律置办。
而在渔阳内，便进了特殊的保税区。
将胡人的牛羊，集中在渔阳宰杀。
然后，制盐、腌肉、生产皮革，仿制毛衣。
在对外出口。
从而形成一条集中高效，并完整的产业链。
通过这样的统筹安排。
便能够使草原上那些已经不长膘的牛羊，可以被及时杀掉。
无须浪费草料。
从而最终使得草原的畜牧资源与产品，其产量远远超过原来的数倍。
这就是李翊反复强调的整合资源。
而为什么李翊能够主导这场贸易呢？
因为这场贸易用到的最核心资源在李翊手中，即海盐。
莫说胡人，就连汉地其他很多地方，都没办法像渔阳等郡这样，大规模晒制海盐。
即便沿海地区能晒，它们又不像幽州那样毗邻游牧政权，可以稳定将生产的海盐处理掉。
所以可以说，渔阳的海盐真正做到了李翊提出的“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可以说，李翊已经将自己的经济理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跟众人解释了。
众使者也是来自各部的精英人士，在李翊的循循善诱之下。
只是粗略搞懂了李翊想要表达的意思。
只剩下最后一个疑问，需要李翊帮他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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