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新生事物 (第1/2页)

这个学期一开学，我们学校除了“金榜高中”的大事外，还有不少新生事物。
　　
　　首先是果然来了好几个老大学生，我们艺术教研组是一对快五十岁的夫妇，曾老师与他的妻子。他们接替了庄之梦老师的工作。曾老师两夫妇，一听说我是奉新县来的，他们马上就惊喜地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你写了不少儿童歌曲，是我们帮你登载在奉新的文艺杂志上了。我们奉新文化馆正在寻找你呢。想不到，在高安师范碰头了！”我们还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意，这是音乐的力量，会“牵线搭桥”，让我多了好几个朋友了。
　　
　　还有，美术专业来了个新大学生，胡一群老师，上海人，很健谈，性格十分爽朗，一下子让我们都很喜欢她。七八届也有留校的，是一直在专门管乐器与服饰仓库的龚老师。这个从来不见人影的教研室热闹起来了。但是，热闹也只是一会儿，大家还是都各自为阵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重点专业，需要独自“修炼”。
　　
　　我们女生宿舍区也有了新变化。
　　
　　教中文的陈老师果然勇敢地向那个什么人猛烈回击，然后毅然决然选择调走了。后来我也是从“闲言碎语”里听来：她的男朋友分在军工企业，厂部有人来学校外调她的情况，明摆着她会在结婚后调过去。可是，学校这边有人却趁机乱说她，什么成份有问题呀，什么教学有问题……真不能小觑那些“闲言碎语”，差点把她打入“地狱”。我记得在解放前，上海唱越剧的十姐妹中有一个叫“小丹桂”的，就是被人的口水“淹死”的。还好，陈老师是个“战士”，她用“榔头”砸碎那块露出水面的“石头”，然后，理直气壮地马上就调走了。我心里暗暗为她高兴，为她加油！
　　
　　中文系调来了一个罗老师，新大学生，她住在俞老师旁边一间。她是个很真挚也很平易近人的人。从此，我有了一个可以聊聊自己爱好的人了。而陈老师的那个套间里，也来了一个上海人余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专业是物理。
　　
　　人事的更新，让我们学校朝气蓬勃。也让我们兴奋不已。以学术为主的气氛更浓烈了。谁也不敢怠慢了学习。
　　
　　学校在礼堂放了两只新买的大电视，高调宣布，有时间想学习英语的师生可以报名，北京央视开播了电视大学，有广播英语的学习专栏，陈琳教授担任了第一学期的老师。我们学校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报了名，也有一部分学生，大礼堂被挤爆了，黑压压一片脑袋。
　　
　　我总是提前一刻钟，搬椅子去抢位，可还是只好坐在很后面了。大家的那种求知欲，那种奋斗精神满满高涨呀！
　　
　　因为我有初中英语两年的基础，也有自学许国璋英语的基础，我听陈琳老师讲课非常轻松自如，也很喜欢陈老师的讲课风格，她的语音语调那么的好听，她对语法的详细讲解，让我本来已经懂得的知识点更加清楚，而以前模糊不清的地方现在明白了。我是那么如痴如醉地投入了进去。
　　
　　有一次我们学校开大会，碰巧坐在我旁边的是金花老师。她手里拿着英语书翻看着，不时问我一些问题。
　　
　　我手里拿的却是一本《楚辞》。她不解了，问我：“你想换专业吗？”
　　
　　“很想，搞文艺不可能一辈子的。留校吃‘萝卜干饭’三年后，年龄却不饶人了呢。”我也不掩饰。
　　
　　“你这么看一字就得看一条注解，什么时候能学会呢？”她还是不解，甚至觉得我有点儿自不量力。
　　
　　“我这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呢。”
　　
　　“还是省点力吧！”
　　
　　我突然想起与她一起去靖安县外调的事，之后没有任何动静。我倒是碰到了县文化馆的赖老师，他问起过我这件事。我还一口回答；“聂老师没有事。”虽然我是不懂，但是直觉告诉我，应该不会再有事了。这会儿，我得问问清楚：“聂老师的事情有下文吗？”
　　
　　金花老师很奇怪，我怎么那么孤陋寡闻呢？她马上回答：“你不知道？上面已经说了，以后任何政治运动都不搞了，就是一个目标，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不同意见，大家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不愧是政治老师，我听了万分的轻松。趁着会议还没有开始，我又拿起手里的书，读一字查一字：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如果这个时候环顾大礼堂，还有不少人在分秒必争，尤其是那几个，跳过高考准备直接考研究生的。国家急需人才，迫不及待地又开通了一条上进的渠道：可以作为与大学生同等学历报名考研。我认识的考生里就有达世平，那个与我一起留校，张主任执意要开掉我，留下他——我的“同门师弟”。他准备报考上师大古汉语文字研究，导师是他父亲的朋友。还有教过我们几节课的才子陈晓荷老师，他考的是江西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他因为太奋斗，过于劳累，旧病复发，有一次竟然晕倒在操场上。大家这才得知他有外伤性癫痫病。结果是，有人离开了他，可有一个当地的女生至死不渝地追随他。（后话就是，那个女生成了教授夫人了。）苦读的人很多很多，这几个“大鸿雁”他们准备要飞得更高更远！
　　
　　这次会议的主题内容，与我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差不多，但是，有二个细节让我这个班主任，得忙一会儿了。
　　
　　我们学校所有的课桌椅更新换代，新的已经在运来了，一个一个班以新换旧，换下来的旧桌椅，分给老师。我的房间也多了两张桌子与椅子了。
　　
　　还有是我们每个班有一笔钱，大约一人有五元，是伙食费里多余的。发给各班当班费与特困生补助费。因为我们班有六十人，分到了300元的“巨款”。文艺班的学生，困难户很少，开班会调查，也就几个同学需要补助。我与班委会一起讨论决定：发给家庭贫困生补助费，最多的一个是五十元，还有两个三十。然后，我提出建议：在本学期结束时，我们班用这笔钱评奖学金，可以更好地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一等奖三个，20元一个，二等奖六个，10元一个，三等奖八个，5元一个。多余的作为班费。我报上去后，学校批准了。可是，不少人对我说：你这是作茧自缚，会惹不少麻烦的。
　　
　　我还是那一根筋的脑子，没有想出来会有什么麻烦。兴高采烈地在班里宣布了。
　　
　　我与蔡依旧两三周会见面一次，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国庆节前夕，我们约定好了，假期一起去仰山库前。我这是想带个“准女婿”去，让石队长看看。
　　
　　而蔡对我说，是否可以顺便购买一些铺板，因为结婚需要家具，
　　
　　那时的上海已经在流行，结婚要有“三十六只脚”，即：大衣橱，五斗橱，大床，两只床头柜，八仙桌，这是二十四只脚，还有高低柜，梳妆台，书橱。当然条件好的，还要什么“两圆两转两响”就是自行车，大喇叭录放机等。
　　
　　我一样也不懂，连一个欲望也没有。但是购买铺板我会，这个“会”就是拿出钱来，其余的要石队长帮忙，要凌萍帮忙。
　　
　　我与蔡两个人凑了一百元钱，他哥哥也给了他一百元，我们去了奉新。
　　
　　先找凌萍，她看到我与蔡一起去的，好高兴哦，一连声地说，这个忙我一定帮。我们给她留了两条烟，“路路通”，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仰山库前，石队长早就笑呵呵地等着了。我们住在他家，我睡在客房，蔡与石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呢。
　　
　　这次又是那么巧，只有石队长与光桃在家，和他们家新添的一个才几个月的“接班人”，叫“坚纳德”。承业不在家，是去开会了。两个大点的孩子，送去了光桃的娘家。
　　
　　石队长帮我通知了许多人，我还未到，铺板已经到了。他们看到蔡都议论纷纷，说我一定不会再回来库前了，连男人都已经说好了。对他们的发问我笑而不答。
　　
　　两个晚上，石队长告诉了我许多事情，印象最深的就是，库前的知青都走了，没有上调的也是去了公社农林场。与彭家大女德香结婚的杨英，他们虽然一起去了工厂，但是，队里在分田林到户时，还给他们分了一座山呢！
　　
　　我听了好妒忌呢，说：“如果我回来了仰山，不也有一座山？”
　　
　　石队长笑眯了眼：“那一定会有。”
　　
　　“我后悔没有回来了，”我也笑着打趣，“有一座山多好，我就把山取名为‘建华’山，我也再不是无产阶级了，我会天天坐在竹林里看书，多罗曼蒂克呀！等以后死了，就葬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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