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百团纳新（1） (第2/2页)

其一是白风文艺学社，其二是校报记者团。前者是由文学艺术学院一位大二师姐开办的，社团活动主要围绕舞蹈、表演、舞台剧等方面展开，平时也有不少学院演出机会。后者则隶属于校报办公室——这是学校宣传口的重要部门之一，是有正规编制的，一般由学校老师或专职记者担任。校报办公室下面有两个子部门，一个是校报记者团，一个是校报编辑部。因为兴趣兼性格的缘故，我更想进校报编辑部。奈何报名太晚，编辑部没有名额了，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校报记者团。虽然社团名称不一样，但毕竟都在校报办公室下面，也算是同一个集体了。
　　
　　这两个社团入社都会顺利，不知道是不是太“小众”的缘故。校报记者团可以理解，毕竟纳新海报张贴在公告栏上，和各种杂七杂八的通知以及其他海报挤在一起，很难被人发现，情有可原。而白风文艺学社则在科技一条街有单独的摊位，对于喜欢文艺的同学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不知为何，本院的同学报名很少。这倒给了我这个外院同学，一个可乘之机。
　　
　　校报记者团早早便通知入社了，但时间过去1个多月了，还不见举行一次集体见面或安排采访活动。这段“静默期”，恰好给我留足了专心投入白风文艺学社节目排练与演出的时间。
　　
　　文学艺术学院一层有个演播厅，专为文艺演出活动而建。像平时一些高校交流、学院文艺演出、学生排练等等，都可以排上用场。文学艺术学院下设音乐、绘画、舞蹈、表演、戏剧、设计、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等诸多专业。其中，表演系学生，尤其需要在舞台上磨炼演技。
　　
　　需要用到演播厅的人不少，因此常常需要提前预约。有时候预约满了，便只能择日再约，或者另找其他排练场地。在白风文艺学社排练与演出的那段时间，我们仅有两次登上演播厅的机会，一次是彩排，一次是正式表演。大部分的排练地点，都由社长东拼西凑而来。有时候在普通教室，有时候在舞蹈排练室，有时候在演讲培训室……
　　
　　进社团第一天，我其实有点稀里糊涂，社员第一次见面，便是舞蹈排练。
　　
　　对于要排练什么节目，在什么地方表演，什么时候表演，我完全没有概念，也不好意思问。只觉得新鲜和刺激，在现场一切听指挥，社长让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让我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
　　
　　社长是一位让人一见便容易心生好感的温柔女生，我也不免对其倾慕。这倾慕不是因为她不施粉黛，却形象出众；也不是因为她身材匀称，气质养眼；而是因为她的体贴、专业和循循善诱。
　　
　　师姐名叫舒佳晨，是舞蹈系的。这次节目排练是为了系里11月初举办的文艺汇演。白风文艺学社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社长，舒佳晨极为重视。原希望借“百团纳新”，招一些有舞蹈功底的新人。结果因为宣传不当，加上自己临时有事不能顾及，故未能如愿。
　　
　　我原是作为“备胎”，出现在排练人员名单上的。第一次参加排练，我的工作主要是后勤，比如摆摆凳子、擦擦椅子，拿拿毛巾之类；因为人员不够，偶尔凑个数，做个“临时演员”。结果第二次排练时，有一个女主演因伤缺席，另有一个舞蹈功底不错的男孩因故退社。原本刚够10人的参演人数，一夜之间，便缺了两人。临时找不到顶替的人，于是师姐只好让我顶上其一，她因为有舞蹈功底，便由导演变为导演兼主演，而我则由“临时演员”变为“固定演员”。
　　
　　起初的排练，内容很简单，基本聚焦走位和站队形，舞蹈动作以一男一女两位主演为主，我和其余7位演员，大部分时间都是看师姐和另一个打配合的师哥表演。他们一遍遍地重来，由黄磊演唱的《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伴奏则一遍遍地重放。
　　
　　排练的那段时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的，除了师哥师姐翩翩起舞的画面，便是耳畔余音未绝的黄磊的歌声。
　　
　　为了这次文艺汇演，我们准备了近1个月，每周拿出3-4天时间，每次2-3小时进行排练。为了不影响大家上课和休息，所有的排练一般都在晚上进行。虽然这段时间也很辛苦，但这一个月却是我大一最快乐，也最为难忘的片段之一。
　　
　　由于排练地点不固定，具体在哪里排练，全看师姐当天联系的情况。但不论地点是好是坏，都不影响大家排练的心情。师姐也总是温婉客气，并且兢兢业业，一点不懈怠。
　　
　　可即便如此，排练仍免不了波折不断。有时候，某个社员动作没做到位，或者走位错了，纠正几次都不行的时候，师姐也会眉头紧锁，生气地斥责几句。在不耽误整体排练进度的前提下，单独给个别社员“开小灶”，额外花上半小时-1小时，一遍遍地耐心教。很不幸，我也被师姐“特别关照”过。
　　
　　作为一个舞蹈外行，加上本身肢体僵硬，我没少被师姐批评和纠正过。原以为自此会被冷落，但每到排练结束，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师姐便会跟我一起收拾教室或舞蹈培训室，把物品复原归位，然后跟我讲上几件趣事。这些时候，我便对师姐消除了隔阂，并对她多了一分感恩和敬重。
　　
　　漂亮的女生容易吸引异性，而优秀的女生则会引来无数倾慕者，我便是其中之一。师姐只比我大1岁，算起来，我们还是同龄人。有那么几次，我还真想趁机跟师姐套套近乎，多培养一下男女感情。
　　
　　一次英语课后，我跟舍友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便听到背后一声清脆的女生呼喊：“苏阳！”我猛一回头，便跟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四目相对——正是师姐。
　　
　　“明天晚上老地方见，别忘了呀！”师姐笑得妩媚，瞬间融化了我的心，那一刻，我竟有点恍惚。头一次被师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招呼，面对身边波波、王文彬、老脏3个舍友，我既得意又有点脸红心跳。
　　
　　“好！”我大声回复说。师姐点点头，抱起两本书，拉起另一位女生，转身向反方向疾步走去。
　　
　　“苏阳你可以呀！啥时候交的女朋友，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波波瞪大了双眼。
　　
　　“明天晚上要干什么坏事呀？还老地方，嘿嘿！”王文彬色眯眯地盯着我。
　　
　　“你女朋友挺好看呀！叫什么名字？哪个学院的？啥时候帮我也介绍一个呗！”老脏也来凑热闹。
　　
　　“哎呀，你们都想多了！她是我们白风文艺学社的社长，明天老地方排练节目！”我急忙辩解道。
　　
　　“解释就是掩饰！没这么简单吧？”王文彬不依不饶，“人家社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从实招来！”
　　
　　料定解释无用，我便懒得争辩，兀自快步向宿舍走去。
　　
　　3人不依不饶，紧跟在身后，继续七嘴八舌地胡乱猜测。
　　
　　我虽有些厌烦，但被人这么“乱点鸳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回忆着师姐刚才的明眸一笑，便觉一股暖流贯通全身。师姐今日这一举动，确实让我受宠若惊。也许这只是一场巧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爱情的悸动已然在我心里扎根、发芽。
　　
　　此后的排练，我开始对师姐的一举一动尤为关注。有意无意间，也在搜索师姐是否对我发出了超出组员关心之外的某种信号的蛛丝马迹。
　　
　　几次试探之后，我发现自己一厢情愿了。在她跟我分享完自己的心事之后，我最终打消了“非分之想”，并心甘情愿地维持当下的社长与组员关系。
　　
　　师姐是上海人，家境很好，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且在上海名校任教；此外，师姐还有一个小2岁的弟弟。越是知识分子家庭，往往家教越严，对子女的期望也越高，师姐父母也不例外。
　　
　　在父母的教育和辅导下，姐弟俩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师姐喜欢跳舞，父母也支持，不惜花费数万元，给师姐报了培训班。高中以前，师姐十分乖巧听话，事事都听父母安排；但高一开始住校之后，师姐仿佛自我意识觉醒一般，对父母的话不再言听计从。加上课业压力增大，而父母又对自己期望很高，师姐逐渐变得有些叛逆。虽然成绩一直不错，但开始明里暗里跟父母作对。
　　
　　高考时，父母有意让她进上海市的大学，留在自己身边，然后毕业在上海就业。但师姐却想跑的远远地，摆脱父母的“控制”，便背着父母报考了石河大学，并且还是第一志愿。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母差点气晕过去。经过舅舅、舅妈的劝导，父母最终想开，便任由女儿远赴新疆上学。
　　
　　弟弟比姐姐晚两届，原本弟弟想去哈尔滨上大学，但目睹了姐姐对父母造成的痛苦与伤害，懂事的弟弟选择放弃梦想，最终进了上海一所二本院校——在姐姐身上实现不了的愿望，父母总算在弟弟身上得到了宽慰。
　　
　　我问师姐，为何选择了石河大学，而不是其他高校。
　　
　　师姐笑笑说，长这么大，她没有出过远门，高三时，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新疆石河的报道，立刻便被吸引，搜索了一下石河大学的资料，觉得还不错，就没有多想。
　　
　　“那你现在后悔吗？”
　　
　　师姐摇摇头。
　　
　　如今回一趟家确实不容易，姐弟俩天各一方，也只有过年才能见上一面。不过他们经常QQ联系，隔三差五还会电话互相问候。父母那边，虽然对师姐的决定仍有芥蒂，但时间久了，也便慢慢释怀了。
　　
　　儿女大了，感情方面，父母也不做过多干预，但每每嘱咐他们要门当户对，不能被所谓的“甜蜜爱情”冲昏了头脑，否则以后有的罪受。
　　
　　弟弟大学第一年便交了女友，并且女友也是上海人，大一下学期便领着见了父母。看着眼前乖巧的儿子的女朋友，了解到其个人及家庭情况，二老很开心。而师姐这边，却有点令人发愁。
　　
　　按说师姐这么漂亮、有气质的女孩，追她的人应该不少。奈何师姐对男友很挑剔，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此不惜将5-6个倾慕者拒之门外。直到大一下学期，临放暑假的节点，师姐才和一个德国留学生互生情愫。
　　
　　具体细节师姐没有细讲，但从她的叙述和眼神看，师姐是真心喜欢那个留学生。
　　
　　起初，两人交流多少有些语言障碍，但因为彼此爱慕，德国留学生在上课之余，更是花了大量功夫学习中国语；而师姐也在上课之余，偷偷学了德语。两人磨合久了，渐渐没了语言障碍，双语交流也成了二人的日常。
　　
　　对于交男友的事情，师姐只偷偷告诉了弟弟，并让他保密。结果大二一开学，父母还是旁敲侧击，从弟弟口中听说了师姐交外国男友的消息。
　　
　　一听说是外国人，父母的反应很激烈，三番五次打电话来劝阻，但见没有效果，女儿爱答不理，翻脸吵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后来也便渐渐撒手不管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们的幸福，就由他们自己去描画好了。
　　
　　自从师姐跟我讲了她跟外国男友的故事之后，我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即每次排练结束，师姐便会急急忙忙地走出排练室。有一次好奇，我便追了出去。看到师姐挽着一个高大男生的背影，两人一路慢慢走、一路窃窃私语的画面，便成了我脑中挥之不去的美好与遗憾。
　　
　　跟师姐的“擦肩而过”，成了我心底不小的缺憾。以至于在后来的大学时光里，我总想找一段确定的关系，来填补这段空缺。然而，越是急迫，越是徒劳。而这种不甘，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其他女生的评头论足。面对一些女孩的好或者不好，我总会不经意地拿她跟师姐进行比较——自然，每次都是师姐胜出。对师姐那类女孩的求之不得，也对我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以致每每自我审视，对缺乏好运气眷顾的不满，常常会迁怒于眼前人。而这样的事例，在三年大学里曾几次上演。
　　
　　因为舞蹈基础不行，身体也僵硬，两次排练后，我已有了自知之明，准备“打退堂鼓”了。委婉地告诉师姐自己的情况，对于是否继续参加排练，以及是否登台演出，我不抱奢望。师姐知道我平时很努力，有好几次看见我早早到排练场地，一个人默默地重复练习一个动作——一个在她看来，但凡身体柔软一点，便能很轻松完成的舞蹈动作。师姐看在眼里，并且考虑到我这些天的付出，也想给我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
　　
　　对于师姐的安排，我很感激。于是排练更加刻苦，随着汇报演出日期临近，我也跟着紧张起来。因为不想拖后腿，便在集中排练之余，上课之外，寻找更多排练的机会。
　　
　　宿舍晚上11点半熄灯以后，也是我排练的好契机。大厅没有嘈杂之声，也没有来往的同学投来窥探或鄙夷的目光，只有我和孤独且略显昏暗的节能灯。
　　
　　坐在大厅的连体桌椅上，写完当天的日记，我一边回忆师姐教授的动作，一边试着独自练习。没有镜子纠正动作，就对照着墙上模糊的影子，去揣摩是否到位——既然师姐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便当全力以赴。
　　
　　几周后，文艺汇演的日子如期到来，我们的节目是倒数第三个上场。不用说，等待上场的时间成了我们的煎熬。
　　
　　师姐作为主演兼导演，压力自然要比其他成员大上好几倍。在后台等待上场的那段时间，我每每瞟一眼师姐，都看到她紧咬嘴唇，双手不自觉地上下摸索。穿上彩色的蝴蝶式紧身舞蹈服（服装领口和袖口绣着一条金线，后背上、翅膀上也绣满闪闪发光的大片金色的图案），带上金色的发簪，粘上长长的红色睫毛，涂上浅粉色的口红和双颊的粉黛，师姐的曼妙身姿，更被衬托的妩媚动人。
　　
　　男主的服装也是彩色的，同样有金色的图案，没有发簪，假睫毛是绿色的，和师姐的刚好形成互补。其他演员，包括我在内，都是浅绿色服装，只有袖口和领口绣着一条金边。
　　
　　随着主持人报幕，我们一行10人依次登台。掌声闭，灯光聚，深呼吸，黄磊的歌声起，女主角开始翩翩起舞，舞蹈柔美，引人陶醉；第二个节拍起，男主角加入，开始围绕女主，表演应和之舞，舞蹈柔中带刚，引女主翩然共舞；随即，其余演员加入舞蹈行列，围绕着男女主角，形成一套主次分明，且有起伏变化的动人节拍。
　　
　　每个人跳得都很忘我，尤其是以师姐为代表的男女主角，更是全情投入。我瞟一眼台下，观众席上，不少人看得满心欢喜。有几个同学，正拿着DV机摄录全程，见此，我跳得更加昂扬卖力。
　　
　　3分钟的舞蹈，仿佛跳了1个多小时，每一个动作都像在打仗，靠着死记硬背，我僵硬地扭曲着身体，尽力让自己成为和谐的一拍。当演出结束，我自觉没有一个动作跳错，没有辜负师姐的期待。然而，事后从DV机的回放来看，我对自己的表演还是高估了：一行人中，我是最扎眼的那个，因为不协调感太强了。原想向舍友显摆一样，结果看到这样的表演，我无地从容，自此再不敢提这件事情。
　　
　　舍友们早听说那天我要参加文艺汇演，后来问起结果如何，我都以“还行”两字，草草结束讨论。
　　
　　跟师姐以及社团的频繁往来，结束于文艺汇演的当晚。我虽最终有幸参演，但也不过是舞台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已——这其实怪不得师姐，因为不是跳舞的料子，师姐留我在台上，已是很大的恩赐。
　　
　　演出结束后，社团仍有不少活动，多以舞蹈节目为主，但再没出现我的身影。
　　
　　因为对自己的舞蹈基础有清醒的认知，即便没有邀请，我也并不觉得遗憾。
　　
　　1个多月后的某个下午，师姐突然电话联系我，说学院有个元旦汇演，问我能不能帮忙写个舞台剧——之前某次闲聊，我跟师姐讲过自己的经历，她便邀请我写一个有关岳飞的舞台剧，时长大概5分钟。
　　
　　久未联系，我以为社团已经把我除名了，此时收到邀请，喜不自禁。于是，便花几天时间准备资料，从故事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舞台布景以及演员走位，我逐渐沉浸其中，并当做人生中尤为重要的一场演出。
　　
　　有关岳飞的记载很多，最为著名无疑是“岳母刺字”和岳飞抗金中“一日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岳母刺字似乎不太合适，于是我决定呈现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的情节。
　　
　　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我连续跑了好几趟图书馆，花费了一整天时间，从那些尘封已久的古旧书籍、史料上，寻找当时的场景、人物以及岳飞的心境等蛛丝马迹。
　　
　　越古旧的史料，书写的方式越背离于当下的书写习惯。竖排倒还是最简单的难题，繁体字和文言文才是最折磨人的。短短两句话，我往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才能翻译和检索出真实且符合当时语境的意思。有时候实在查不出来，便只好摘抄下来，然后去网吧，上网站搜索。
　　
　　有时候我也不免惊讶于如此废寝忘食的自己，那种如饥似渴和热情似火的劲头，即便很多年后，也难再复现。
　　
　　经过连续5天的高强度，同时也是高效率的准备之后，我基本已经梳理出了舞台剧的整体脉络，包括故事梗概、出场人物、地点及道具布置、人物服装以及背景音乐等。
　　
　　尽管是偏写实的故事，但我希望加一些浪漫和超越现实的元素，比如岳飞领金牌之后，吟诵《满江红》（该词写于讨伐金兵之前），比如结尾音乐采用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我甚至已经把初版剧本写出来了。写完以后，自己还投入地从头到尾演绎了一遍。激愤地读罢《满江红》，想象着当时岳飞的心境，那种悲愤和无奈，不禁眼圈泛红。
　　
　　待我兴奋地跟师姐打过去电话，讲完我的故事思路。本以为师姐会和我一样兴奋，结果却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你写的剧本挺好的，但可能不适合元旦表演。”师姐顿了顿，安慰我说：“不过没关系，下次说不定有机会用上。”
　　
　　“那我再重新写一个新的吧，时间还来得及！”不知道是害怕被师姐否定，还是不想错过这次自我证明的机会。
　　
　　“不用啦！刚好春潮话剧社有个本子，我跟他们社长还比较熟，就直接拿来用啦！”师姐解释说。这个春潮话剧社便是我之前面试的那个社团，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说不出的落寞与遗憾。
　　
　　“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呢？”虽然没能帮上忙，但作为社员，我还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薄力。
　　
　　“这次演出时间短，人员少，目前已经够了，下次有其他活动，我再叫你吧。”师姐说得很委婉。但在我听来，这个“下次”基本等于遥遥无期了。而事实也印证了我的判断，自那次之后，师姐再没找过我。
　　
　　大二下学期一结束，德国男友结束一年的留学生活，返回德国老家，继续在当地大学深造；师姐和男友互相舍不得，借大三上学期，舞蹈系有德国交换生的机会，师姐顺利拿到名额，去往德国和男友团聚。
　　
　　一年后，师姐独自回国，并且修完大学课程。然后靠着勤奋和努力，拿到德福考试16分以上成绩，顺利考取德国某高校的研究生，然后于大四暑期一结束，便再次踏上开往德国的飞机。据说，师姐研究生毕业后，就和德国男友结了婚，日后也留在了德国工作和生活。
　　
　　师姐大四回到石大以后，没有跟我联系，而我们已然成了陌生人，走在各自的轨道上，从此再无交集。
　　
　　师姐去德国留学后，社团交由一个学民族乐的胖胖的女孩打理——这个女孩我见过两面，原本她也参加了最初的文艺汇演排练，但因为体力跟不上，两次之后便主动放弃排练。我以为她离开社团了，谁知人家不仅没离开，还慢慢熬成了社长！想来，我不出现的哪些日子，她一定没少被师姐肯定和表扬。
　　
　　也许是对我有意见，也许是逼不得已，大三上学期，师姐一走，新的社长便“急不可耐”地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以社团不再允许招收其他学院学生为由，遗憾地将我“请”出了社团。
　　
　　对于这样略显潦草的处理方式，我并不感到惊讶或遗憾。于我而言，自那次元旦演出之后，我跟社团的关系基本已经宣告结束。我对社团唯一的留恋是师姐的情谊，而随着师姐远赴德国留学，我对社团的最后一丝留恋也荡然无存。
　　
　　白风文艺学社的遗憾，并没有影响我对校报记者团的期待。在成为记者团成员1个半月后，期待中的电话终于姗姗来迟——记者团成员第一次见面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