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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外第146 未寄出的信

章外第146 未寄出的信 (第1/2页)

苏砚决定设立公益基金这件事,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周末早晨决定的。
  
  那天陆时衍在厨房煎蛋,苏砚坐在餐桌前翻手机,看到一条推送——某高校一名搞材料科学的教授,因为不擅长写项目申请书,连续三年申请经费被拒,实验室濒临关闭。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话:“我会做实验,不会写本子。如果科研只剩下比谁更会写材料,那我认输。”
  
  苏砚看了很久,把手机递给陆时衍。
  
  “我要以我爸的名字设一个基金。”
  
  陆时衍把煎蛋翻了个面:“专门资助这种人?”
  
  “对。”苏砚把手机收回来,“有技术的人不该被‘本子’卡死。我爸当年就是吃了这个亏。他会写代码,不会写报告。会做产品,不会做汇报。最后被导师和资本联手做局,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陆时衍把煎蛋装盘,放在她面前,又递了双筷子。
  
  “基金要多少钱?”
  
  “先期三千万。后续视情况追加。”
  
  陆时衍坐到对面,拿起自己的筷子:“名字叫什么?”
  
  苏砚想了一下:“苏远山科技创新基金。”
  
  “你爸的名字?”
  
  “嗯。”
  
  陆时衍吃了一口煎蛋,没有评价这个决定,只是问了一句:“要不要我帮忙做合规审查?”
  
  “要。”苏砚低头吃蛋,“而且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这个基金不接受任何人的‘人情’。你爸那边的旧关系,你律所的人脉,我公司那些股东——所有人的推荐信,都要拿到桌面上审。谁走关系被查出来,拉黑名单,永不资助。”
  
  陆时衍放下筷子,看着她。
  
  “包括我?”
  
  “尤其包括你。”
  
  他笑了:“这才是我认识的苏砚。”
  
  基金注册手续办了一个多月。这期间,苏砚回了一趟老家,去收拾父亲留下的那间老书房。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改房,两室一厅,父亲去世后一直空着,母亲偶尔去打扫。苏砚推开门的时候,空气里全是陈年纸张和墨水的味道。
  
  书房的格局跟父亲生前一样。一张老式写字台,台面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下面夹着几张照片——苏砚小时候的,全家福,还有一张父亲年轻时在实验室的留影。墙上挂着一幅字,是父亲亲手写的——“精于工,简于行,诚于心。”落款旁边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是母亲的字:“你爸这辈子就信这九个字。”
  
  苏砚在写字台前坐下来。椅子是老式的木椅,坐上去吱嘎响。她拉开抽屉,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抽屉里全是各种技术资料、笔记本、专利申请书副本。苏砚翻了一会儿,发现父亲的字确实丑——方方正正,笔画生硬,像是每一笔都在跟纸较劲。小银后来看到外公的字时说的那句话,苏砚此刻深有同感。
  
  第二个抽屉里装的是荣誉证书。科技进步奖、优秀专利奖、创新创业标兵——厚厚一摞,大多数是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的。苏砚翻到最底下,看到一张被压着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会议室,父亲站在投影幕布前,身后是复杂的算法架构图。照片右下角有日期——2003年4月。
  
  那正是他公司破产前三个月。
  
  苏砚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不是父亲的笔迹。字迹娟秀、工整,是母亲的——“远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产品发布会。他说他准备了十二年。”
  
  苏砚把照片放下。心口像被人轻轻捏了一下。
  
  第三个抽屉锁着。钥匙她找了半天,最后在父亲常用的那支钢笔帽里找到了。钥匙很小,生了锈,插进锁孔拧了好几下才打开。抽屉里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封口用胶水粘着,上面什么字也没写。
  
  苏砚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叠信。手工写的,用的是一种薄薄的、发黄的信纸。每一封信的抬头都是同一个称呼——“秀兰”。那是苏砚母亲的名字。
  
  苏砚翻到第一封信的末尾看日期:1998年3月12日。那年苏砚三岁。
  
  她看了第一段就停住了。字里行间的语气,跟她记忆中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判若两人。父亲在她印象里总是闷头做事,不善言辞。但信里的父亲,说话温柔、小心,甚至有点笨拙的浪漫。
  
  “秀兰,今天小砚会叫‘爸爸’了。她叫得很不清楚,像是在叫‘八八’。但我还是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你,你没接。我知道你在上晚班。我把她叫的‘八八’录下来了,放在床头柜的录音机里。你回来记得听。”
  
  苏砚握着信纸的手指微微发颤。她三岁那年的事,她自己完全不记得了。母亲也从来没提过。她想象着父亲在那个晚上,一个人守着录音机,一遍一遍听一个幼童含糊的叫声。
  
  她继续往下翻。
  
  “秀兰,公司这个月的工资发不出了。我把自己的积蓄垫进去了。你不要担心,我已经跟老周他们说了,项目最迟下个月就能出成果。只要拿到那笔投资,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这个月的生活费要省一省。我跟小砚说好了,周末带她去公园放风筝,不买东西。”
  
  苏砚翻到第二封。日期是1999年秋。
  
  “秀兰,今天老周把投资协议拿来了,我看了三遍。条款有问题——他们要求核心技术无条件转让给投资方。我跟老周说,这个不能签。老周说我不懂变通。我说技术是我的命,给了别人,我什么都不是。秀兰,我是不是太固执了?”
  
  第三封信。2000年冬。
  
  “秀兰,小砚今天在学校拿了一朵小红花。她说是因为算术比赛拿了第一名。我看了她的卷子,全对。她的脑袋瓜比我好使。我想让她以后学理科,但她说她想学画画。算了,随她。只要她高兴。”
  
  苏砚看到这里,鼻子一酸。
  
  她数学确实好。但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她小时候最想学的是画画。后来为什么没学?因为父亲公司破产之后,家里连买颜料的钱都没有了。
  
  第四封信。2001年春。
  
  “秀兰,今天有人来找我,说愿意出两百万买我的专利。两百万,够我们还清所有的债,还够小砚上到大学的学费。但我没卖。因为那个人说要拿去做军用无人机。我问他:做出来的东西用来打谁?他说,看谁需要打谁。我说,那我不卖了。秀兰,我是不是傻?两百万啊。”
  
  苏砚咬着下唇。
  
  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每一封都是父亲写给母亲的,每一封都没有寄出去。苏砚数了一下,一共二十三封。从1998年写到2003年。最后一封的日期,是公司破产前一周。
  
  “秀兰,公司的事,我尽力了。老周今天拿了一份文件来,说签了字就能拿到最后那笔救命钱。我看了,是让渡控制权的协议。签了,公司就是别人的了。不签,公司就破产。我想了一整夜,决定不签。”
  
  “你可能会怪我。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个技术,我从三十岁开始做,做到四十二岁。它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我不能把它交给一个我不信任的人。小砚长大了也许会明白,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信到这里就断了。后面没有字了。
  
  苏砚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她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书房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她拿起手机,拨了陆时衍的号码。
  
  “找到了什么?”他问。
  
  “信。”苏砚的声音很平,“我爸写给我妈的。二十三封。一封都没寄出去。”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在哪?”
  
  “我爸的书房。”
  
  “别动。我过来。”
  
  四十分钟后,陆时衍出现在书房门口。苏砚还坐在那把吱嘎响的木椅上,面前摊着那叠信,一封也没再翻开。陆时衍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你看了几封?”
  
  “七封。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知道后面是什么。公司越来越差,债越来越多。他给不了我妈好日子,所以这些信一封都没寄。他不想让她知道他有多难。”
  
  陆时衍看了看那叠信,又看了看苏砚的脸。她的眼眶很干,一滴眼泪都没有。但他认识她够久了,知道干涸的眼眶有时候比流泪更让人难受。
  
  “你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他问。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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