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石 (第1/2页)

清晨六点的光线，比昨日清明些许，透过玻璃，在沈静渊摊开的《宪法学》扉页上投下一道淡金色的斜杠。
　　
　　她已端坐书桌前一个小时。面前的笔记本上，是凌晨四点醒来后再也无法入睡时，随手梳理的关于“国家监察权与司法权关系”的思维导图。线条清晰，逻辑缜密，与她此刻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棉布睡裙形成微妙反差。
　　
　　厨房里，砂锅依旧咕嘟着小米粥。但今天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炖盅，里面是冰糖燕窝。那是母亲上周让司机送来的，附带一张便签：「囡囡，别只顾着熬，也顾顾自己。」她很少动这些，觉得奢侈，但今天鬼使神差地炖上了。或许是因为昨夜那曲巴赫之后，某种被压抑太久的东西，正在极其缓慢地苏醒。
　　
　　周屿被闹钟吵醒，带着比昨日更重的起床气走进餐厅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沈静渊坐在晨光里看书，侧影沉静得像一幅油画；而炖盅里温润剔透的燕窝，散发出与他认知中“节俭备考”画面格格不入的、近乎昂贵的清甜气息。
　　
　　“今天什么日子？”他坐下，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还有更多是理所当然。
　　
　　“没什么日子。”沈静渊合上书，走过来将粥和几样清爽小菜摆好，燕窝盅放在自己那边，“吃吧。”
　　
　　周屿看了那盅燕窝一眼，没说什么，低头喝粥。片刻后，还是没忍住：“你妈又给你送东西了？”
　　
　　“嗯。”
　　
　　“其实……”周屿斟酌了一下词句，“你爸妈条件那么好，当初你要是听他们的，出国读个LL.M.（法学硕士）回来，进个红圈所或者投行，现在收入估计是我的好几倍。何必这么苦哈哈地自己考？”
　　
　　他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挑开了沈静渊一直试图用平静覆盖的过往。
　　
　　沈静渊的父亲沈牧之，是国内顶尖法学院的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参与过不少重要立法的专家论证。母亲林韵，则是省博物馆的首席文物修复师，家族往上数三代，都是书香门第。她是独生女，从小在法学院家属院长大，耳濡目染的不是童话，而是父亲书房里永无止境的学术辩论，以及那些来来往往、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和法官检察官们。
　　
　　她的人生轨迹，在二十二岁之前，几乎是一条被精心规划、毫无悬念的坦途。
　　
　　高考，她是市文科状元，分数足以叩开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专业的大门。父亲希望她继承衣钵，母亲则更开放些，觉得学艺术史或哲学也不错。她自己选了父亲所在的法学院，并非完全出于顺从，而是她早已在父亲那些浩如烟海的书卷和充满思辨的谈话中，找到了真正的兴趣——那种用理性框架梳理混沌世界，并试图在其中确立公平尺度的智力挑战，让她着迷。
　　
　　本科四年，她是毫无争议的佼佼者。专业课接近满绩，模拟法庭比赛的最佳辩手，学术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大四时，她同时收到了本校保研资格和国外两所顶尖法学院的offer。父亲倾向于让她出国，开阔眼界，汲取不同法系的养分。
　　
　　“你的天赋和基础，不应该只局限于一国一域的法律实践。”沈牧之在书房里对她说，语气是讨论学术问题般的平静，“真正的法律人，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出去看看，再回来，你的理解和根基会完全不同。”
　　
　　林韵则有些舍不得，但同样支持：“你爸爸说得对。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家里供得起。只是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那时的沈静渊，面前的道路光芒万丈。她甚至已经开始浏览国外公寓的信息，规划着未来的学业。
　　
　　然后，她遇到了周屿。
　　
　　是在一次跨校的创业沙龙上。周屿作为已拿到融资的学长代表发言，谈吐自信，描绘的互联网未来图景听起来激动人心。他主动过来和她交谈，夸她“气质很特别，不像一般学法律的女孩子那么咄咄逼人”。他追她的方式直接而热烈，符合他对“效率”的追求。他会因为她随口提了一句某家甜品店，就跨越大半个城市买来送到她宿舍楼下；会在她期末复习时，贴心地订好营养外卖。
　　
　　和法学院里那些或锋芒毕露、或严谨到刻板的男生相比，周屿显得那么不同，充满了鲜活的社会气息和“实干”精神。他对她所学的东西流露出恰到好处的好奇与尊重，虽然那尊重后来看来或许浅薄。更重要的是，他给了她一种错觉——一种脱离父母的光环和期望，仅仅作为“沈静渊”这个人被喜爱和需要的错觉。
　　
　　当她和父母提起周屿，并隐隐透露出可能因为感情而暂缓出国计划时，书房里的气氛第一次降到了冰点。
　　
　　“胡闹。”沈牧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表示他正在压制极大的不满，“静渊，你的理智呢？为一个认识不到半年、未来发展轨迹完全不确定的人，打乱自己规划好的人生路径？这是最不经济、也最不负责的行为。”
　　
　　林韵更担忧的是人：“囡囡，妈妈不是说他不好。只是……你们的世界观、成长背景、未来的方向，差异太大了。激情褪去之后，靠什么维系？你要想清楚。”
　　
　　那时的沈静渊，被爱情和一种想要“自主选择”的叛逆感冲昏了头脑。她觉得父母过于理性，甚至冷酷，用“效益”和“风险”来衡量感情。她第一次如此激烈地反抗：“我不是你们规划好的项目！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周屿他很努力，也很有能力，我们会一起创造未来的。”
　　
　　争吵，冷战，妥协。最终，沈牧之只扔下一句话：“路是你自己选的。但你要记住，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出国机会，而是某种可能性，以及为此投入的沉没成本。希望将来你不会后悔。”
　　
　　她没有出国。选择保研本校，理由是想“更扎实地打好国内法基础”。周屿毕业后创业，经历几次起伏，最终进了现在的公司，稳步上升。她研究生毕业时，周屿的工作刚稳定，提出想结婚，也希望她早点工作，一起为小家奋斗。
　　
　　父亲沈牧之再次提出，可以推荐她去熟悉的顶尖律所，或者报考法院、检察院。以她的学历和能力，起点不会低。
　　
　　但周屿觉得，律所太累，竞争激烈，应酬多；公检法固然体面，但初期收入也有限，而且“你一个女孩子，在那种系统里混，没背景也挺难的”。他暗示，希望她能找个“稳定、清闲、有时间照顾家庭”的工作，同时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要不你考公务员吧？我打听过了，有些岗位专业对口，工作规律，社会地位也不错，正好也符合你爸对你的期望。”
　　
　　“考公”这个折中的选项，就这样摆在了面前。它似乎能平衡各方的要求：父母希望的“体制内稳定工作”，周屿希望的“规律清闲”，以及她自己……她自己当时想的是，只要能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在哪里起步似乎都可以接受，更何况，她不想再让周屿为难，也不想再和父母起冲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