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仁学》之光 (第2/2页)

他想起谭嗣同生前偶尔谈及《仁学》中的话，曾说“君为独夫民贼”，曾说“变法若不成功，便是革命”。当时他觉得太过激烈，如今看来，字字都是血泪写就的预言。谭爷的路被这朝廷断了，那么，是不是真的到了该走另一条路的时候了？
　　
　　可是，路在何方？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保皇，他觉着遥远；革命党人在南方搞革命，他只闻其名，未见其实。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庙堂有庙堂的法则，如今这两者似乎都走到了绝境。
　　
　　门外传来轻微的叩门声，是他一个心腹弟兄。“五爷，打听清楚了。刚毅那老贼，随驾去了西安，据说路上染了病，但死不了。怀塔布、许应骙那几个，有的跟去了，有的留在京里，照样做他们的官。”
　　
　　王五眼中寒光一闪，握刀的手紧了紧，随即又缓缓松开。刺杀一两个昏官，容易，但于事何补？不过是逞一时之快，反而可能连累更多弟兄，让谭爷用生命换来的那点清名，也被污为“匪类同党”。
　　
　　他收刀入鞘，沉声道：“知道了。告诉兄弟们，近期都收敛些，京里洋兵多，少生事端。咱们……另做长远打算。”
　　
　　弟兄退下。王五吹熄了灯，独自坐在黑暗里。窗外，秋雨又渐渐沥沥地下了起来，敲打着破旧的窗棂。江湖夜雨，十年灯。他的灯，还在倔强地亮着，照着一条模糊不清、却必须走下去的、孤独的侠义之路。谭嗣同的《仁学》之光，他未必能完全读懂那深奥的道理，但谭嗣同以身殉道的那份“肝胆”，已经化作他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烧灼着他对这个不公世界的全部愤怒与不甘。
　　
　　三
　　
　　湖南，长沙。时务学堂的匾额早已被摘下，大门紧闭，封条虽在风雨中破损，仍像一道耻辱的印记，烙在这曾经沸腾过的地方。院内荒草萋萋，讲堂积尘，只有偶尔穿过破窗的风声，呜咽着往日的激越。
　　
　　然而，思想的暗流从未真正停止。
　　
　　城外岳麓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农舍内，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一盏油灯，低声而热烈地讨论着。为首的是林圭，他比在时务学堂时更加消瘦，目光却更加炽热坚定。旁边是秦力山、沈荩等原时务学堂的学生，以及一些新近联络的会党、新军中的进步分子。
　　
　　桌上摊开着的，正是辗转传抄的《仁学》部分章节，纸张已磨损卷边，字迹却依然清晰如刀刻。
　　
　　“复生先生有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林圭指着其中一段，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如今这庚子之变，朝廷先利用义和团，后又勾结洋人镇压，签此卖国条约，不正是‘大盗’与‘洋盗’合流吗？那些为虎作伥的官僚，便是‘乡愿’！”
　　
　　沈荩接口道：“林兄所言极是。复生先生‘冲决网罗’之志，未竟于戊戌，便当由我辈继承！唐才常先生已在汉口设立机关，联络长江会党、新军，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驱除鞑虏，建立新国！此正实践《仁学》‘冲决君主之网罗’之举！”
　　
　　秦力山年轻气盛，拳头握紧：“对！光复汉室，再造神州！复生先生的血不能白流！我等当以血肉之躯，继先生未竟之志！”
　　
　　然而，人群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年纪稍长、曾在时务学堂担任庶务的学子犹豫道：“起义……固然痛快。然则兵力、饷械从何而来？唐先生联络海外保皇党，康有为先生能给予多少实质支持？若是再失败……”
　　
　　“怕失败，便永远只能做亡国奴！”林圭厉声道，“复生先生当年难道不知会失败？他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正是要以我辈之血，惊醒国人！如今国难更甚于前，岂能再坐而论道？纵然失败，亦是为后来者开道！”
　　
　　他拿起那本《仁学》抄本，贴在胸前：“此书，便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精神！复生先生虽死，其魂犹在！只要我们心中这‘冲决’之火不灭，便终有燎原之日！”
　　
　　众人被他的激情感染，纷纷低呼响应。农舍外，岳麓山沉默矗立，湘江水无声北流。在这片曾经孕育过维新思想的热土上，更加激进、也更加危险的革命火种，正借着《仁学》提供的理论锋芒与精神感召，在年轻人心中悄然点燃，并开始向秘密行动转化。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片夜色下，长沙城内，叶德辉等守旧派士绅的耳目，也从未放松对“康梁余孽”的监视。这些年轻人聚会的风声，或许早已泄露。
　　
　　而在更遥远的上海租界，章太炎等革命派，正将从日本、湖南等地传来的《仁学》抄本片段，与他们从西方汲取的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思想相结合，锻造着更具颠覆性的理论武器。《仁学》中对传统伦理的猛烈抨击，尤其成为他们反对一切旧秩序的重要依据。
　　
　　《仁学》之光，已然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折射出不同的光谱，激发出不同的能量。它不再是谭嗣同一个人的思想遗产，而成为了一个动荡时代共同的精神资源与思想炸药，等待着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点燃，引爆。
　　
　　远在广州的丁惠康，若得知这一切，或许会在他的剪报册上冷静地批注：“思想一旦脱离创造者，便如种子离株，其生长形态，已非播种者所能预料。可畏哉，思想之力；可悲哉，思想之歧。”而身处南昌，侍奉病父、课子吟诗的陈三立，若听闻故友著作如此流传，或许会百感交集，既欣慰于精神不死，又忧虑于那光芒可能引向的、更加血火交织的未来。
　　
　　至于谭嗣同自己，那萦绕在历史时空中的精魂，是会对这纷繁的演绎报以苦笑，还是会再次发出那“快哉快哉”的朗声大笑？无人知晓。只有那《仁学》的文字，沉默地，却无比锋利地，继续切割着旧时代的夜幕，试图透出一线或许刺眼、却真实存在的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