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新潮儿女 (第1/2页)

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上海，北山楼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盛况”。庚子国变的硝烟稍散，《辛丑条约》的耻辱如巨石压在每一个关心时局者的心头，反倒让这租界孤岛里的言论，变得更加大胆、焦灼、无所顾忌。保皇党痛心疾首于“两宫西狩”的狼狈与条约的丧权，革命派则将其视为清廷彻底腐朽无能的铁证，鼓吹“排满”更添了几分“正义”的底气。
　　
　　吴保初依旧扮演着他那勉为其难的沙龙主人角色。他学会了在康有为弟子们激昂的“勤王”演说和章太炎门生激烈的“排满”宣言之间，更加圆滑地周旋，时而点头称是，时而岔开话题，维持着表面的和谐与热闹。但他眉宇间那层郁结的疲惫与疏离，却日渐浓重。他感到自己像一具被抽空了魂灵的皮囊，被各方声浪推搡着，却不知该漂向何处。
　　
　　变化，悄然发生在沙龙常客的人群里。除了那些熟悉的老面孔，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开始出现。他们多是留日归来的学生，或在沪上新式学堂就读的青年，剪短发，着洋装或新款学生服，目光明亮，言辞锋利，带来的不再是书斋里的考据或政论，而是《译书汇编》、《国民报》、《湖北学生界》这类充满火药味的革命刊物，以及“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等陌生的名字和“民族”、“民权”、“共和”等激动人心的概念。
　　
　　更让吴保初感到隐隐不安的，是女儿吴弱男在这些聚会中日益活跃的姿态。她不再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聆听，时而会提出犀利的问题，与那些年轻学生辩论。她阅读他们带来的禁书，思想明显倾向于章太炎一派的激进主张，尤其对“男女平权”、“家庭革命”等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她与一位名叫章士钊（字行严）的湖南籍留日青年，似乎走得格外近些。章士钊年纪与弱男相仿，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在革命派刊物上已小有名气，谈论起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既有理论，又有激情，很能吸引年轻人。
　　
　　吴保初看在眼里，心中五味杂陈。他隐隐感到，女儿正在脱离他所能理解、所能掌控的轨道，滑向一个他既感陌生、又怀有本能恐惧的方向。
　　
　　二
　　
　　这日午后，沙龙暂歇，客人散去。吴保初难得清静，坐在客厅里，就着窗外黯淡的天光，翻阅一本友人新刊的诗集，却半晌读不进一行字。
　　
　　吴弱男悄悄地走进来，手中拿着一本封面简陋的册子。“父亲，”她声音平静，“这是行严他们新印的《革命军》摘要，邹容兄所著，言辞虽激，然说理透彻，痛陈时弊，父亲不妨一读。”
　　
　　吴保初抬起头，看着女儿。她穿着浅蓝竹布上衣，黑色绸裙，短发齐耳，身姿挺拔，眼神清澈而坚定，已全然不是几年前那个依偎在身边、听他讲诗论文的小女孩了。他心中莫名一紧，接过那册子，随手翻了两页，触目皆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等惊心动魄的句子。他眉头紧锁，将册子搁在茶几上。
　　
　　“弱男，”他尽量让声音显得平和，“此类文字，过于激烈，易惹祸端。你一个女孩，还是少看为妙。况且……清廷虽有过失，然终究是正朔所在，骤然言‘革命’、‘排满’，恐非国家之福，徒然召乱。”
　　
　　吴弱男在父亲对面坐下，目光直视着他：“父亲，庚子之变，两宫弃京城百姓于不顾，仓皇西逃；《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主权尽失，民不聊生。如此朝廷，尚可言‘正朔’？尚能指望其‘自强’、‘立宪’？谭世伯当年欲效忠变法，结果如何？林圭、沈荩诸君继起‘勤王’（指自立军），结果又如何？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
　　
　　她提及谭嗣同和林圭，语气沉痛而决绝，显然已深入了解过那段惨烈的历史。吴保初被她问得一时语塞，脸上有些发热。他自己何尝不知清廷腐朽？只是要他公然赞同“排满革命”，那自幼接受的忠君观念、那对“叛乱”的天然恐惧、以及那深入骨髓的谨慎习性，都让他望而却步。
　　
　　“即便如此，”吴保初声音干涩，“革命之事，风险太大，动辄有杀身灭族之祸。且中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生大乱，反给列强可乘之机。康南海先生主张君主立宪，英国、日本皆以此富强，或许……更为稳妥。”
　　
　　“稳妥？”吴弱男嘴角掠过一丝淡然的、近乎失望的笑意，“父亲，若事事求稳妥，谭世伯便不会死，林圭兄也不会死，中国或许还在‘稳妥’地一步步滑向深渊！康先生流亡海外，空言保皇，于国内实际影响几何？他所能倚仗的，不过是海外侨商的一点资助，以及皇上那一纸不知真假的‘密诏’罢了。而国内青年，目睹国耻日深，早已不耐烦这等空谈！父亲，您在这北山楼中，听遍了各派言论，可曾真正下定决心，认同其中哪一条路？还是……只想永远做个调和各方、却无自身定见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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