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我想有个家 (第2/2页)
“李老师，您好！您不爱我，您的弟弟爱我！我们在一起已经几个月了，孩子明年就要出生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弟弟就是这样为她辅导功课的！
我啼笑皆非，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五千块钱没了，户口也迁了；弟弟有了女朋友，不要我回来了！
夜里睡在父母房里，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妇女，请了两个木匠干活，张三发现妇女擀面时将唾沫掉在面粉里，中午无论如何都不吃面；李四发现妇女在污水沟里淘米，因此不吃饭。两个人一个光吃饭，一个光吃面，一个说饭好吃，一个说面好吃。晚上回家时，张三告诉李四面里面有唾沫，李四告诉张三饭里面有污水，结果第二天两个人都不去了。如果看不见，谁知道面和饭不干净呢？”
“问题是张三、李四看见了，自然不可能再吃！我看不见也不生气！”我说。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现在人心不古，到哪里去找三从四德的人啊！你不想去就离婚吧，不过五千块钱扔水里了。”父亲叹口气说。
我越想越气，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到法律服务所，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
工作人员十分热情，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并且仔细做了记录。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
我哪有五百块钱？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我到大明中学向马建国借了五百块钱，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
在父母家呆了十天，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到服务所询问，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吴梅芳不到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如果给钱，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
“算了，我不找你们了。我自己上诉，五百块钱还给我吧！”
“还钱？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我们律师喝西北风？”
“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心也太黑了吧？”我说。
“五百块钱还是少的！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你给我一万，我保证帮你离婚并且要回五千块钱！”所长胸有成竹地说！
“花一万要回五千，你当我有病啊？”
“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打官司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不离婚，吴梅芳永远是你的老婆，你头上永远带着绿帽子！”
“绿帽子就绿帽子，关你屁事！”我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
李明死后，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然后象李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这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
目睹李明惨死，我一直慢慢骑车，遇到红灯立即下车。别人一天挣九十、一百，我挣五十、六十。除去摊位费、房租、开销，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到年底，大约挣了五千块钱。
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吴梅芳一言不发，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只见上面写着：
申请离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
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所长又收了她五百块钱，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就算是协议离婚了。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至于五千块钱，人家毕竟陪我睡了几天，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
93年的时候，弟弟查出得了白血病，需要移植肾脏。
我正好符合条件。
移植前弟弟说好给我二十万块钱，移植后却只给了我十万。
有了钱以后，我找村长要宅基地建房，王大狗说只能在原有的地基上建房，农田不许动。原地基是吴梅芳家的，她都和我离婚了，自然不让我建房，弟弟也不同意我回去。
因为拆迁安置，桃园建了许多小区房。我问王大狗小区房怎么卖，王大狗说小区房不卖！如果拆迁安置的话，可以面积换面积！你一个平方没有，我拿什么给你？
王大狗说得有理，我竟无言以对！后来我将十万块钱全部买了意外保险，然后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卖菜。
二十年之前，每月挣两千块钱，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因为万元户很少。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还是那么多，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在上海近二十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可还是没有什么积蓄。
有一年父亲催我回家过年，因为没挣到钱，死要面子的我不肯回家。听说我过年不肯回去，父亲黯然神伤地说：“在外面过年要小心一点，记得多穿衣，晚上不要玩得太晚，没钱就向家里要，别太省了，有时间记得经常打电话回家，别总是几个月没消息......”后来他汇了一千块钱给我。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有才高八斗，没有腰缠万贯；更没有权高位重，可他却用最平凡的真情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他含蓄的感情让我在浮沉的红尘中找到一丝丝温暖,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
去年初父亲得了肺癌，妈妈脑血管阻塞，弟弟看了不少钱。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我说我的钱都买了意外保险，弟弟叫我赶快拿出来！意外意外，你什么时候才有意外？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听他说得有理，我将十万块钱又给了他！
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我迟早要回农村。侄子小时候跟他父母睡，长大后在爷爷奶奶房里放了一块门板，自己一个人睡。我回来就跟侄子同睡。侄子小时候很喜欢我，如今二十多岁了，看见我就叫我滚！他说我的户口在吴梅芳村里，应该到她那里去！说完把我的行李都扔了出去！弟弟心中暗喜，嘴里却大骂儿子放肆。
可是吴梅芳现在招了别人，与王三狗又藕断丝连，我去干什么呢？我心里暗暗发誓：父母在，我回来；父母百年之后，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
那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好几个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我总是担心，怕父母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打工归来，一进门都要大声喊叫，直到听到父母的回音，我心中才感到石头落地。
有一次回家很晚，父母都不在家里，我急忙跑到猪圈、厕所里寻找，都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辞，不敢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要活下去。”
老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保证。
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我看到许多人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队里的饲养员学狗叫。那豆饼本来是用来喂猪的，饲养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给谁。我当时只有六岁，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学狗叫，而且学得很像，饲养员便将一块鸡蛋大的豆饼塞进我的嘴里。
因为豆饼太大，我吃也不是吐也不是。这情景被父亲看在眼里，他立即上前给我一个嘴巴，将那块豆饼从我的口中打飞，这倒是小事，可同时打飞的还有我那刚出的门牙。父母以为牙齿还会再长，也没有帮我治疗。后来我嘴里少一颗牙齿，其它牙齿向中间靠。我本来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牙齿东倒西歪还少一颗，跟人说话都不敢笑。后来我去口腔医院治疗，医生见了都摇头叹气。华佗无奈牙齿何，怪不得离婚后找不到老婆。
这些都是后话，当时父亲批评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父亲认为向人要吃的没有尊严，可我老婆偷人却认为没事，不知道他什么逻辑。
去年底弟弟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病重，我立即从上海回来，可父亲精神很好。一周后我去上海，几天后弟弟又打电话给我，说这次真的不行了，我没有回去，可第二天晚上父亲真的去世了，我第三天早上才回来。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打算再去上海卖菜。这天弟弟将舅舅、姑姑家的表兄们请来，说要与我轮流照顾妈妈。这想法本来也不错，可我连家都没有，侄子又不肯与我同住，我怎么照顾妈妈呢？我说每月给弟弟一千块钱，弟弟说给一万都不行！
邓美丽毕竟做过我的学生，她说轮到他们照顾妈妈时，我可以去上海卖菜；轮到我时，我可以睡到他们房间的沙发上。我说可以，只要有地方住，我以后不去上海也行；可弟弟一听却十分愤怒地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弟弟眼里，我竟然成了他人！
妈妈见我与弟弟争吵，当天夜里便上吊自杀了！她虽然说过不会自杀，可我与弟弟为赡养问题争吵，她实在没有办法。
出殡那一天，我家门外的空地上围满了人，弟弟请来的戏班吹着哀乐，如泣如诉，围观的人们窃窃私语，我听出来了，说的是我妈非正常死亡，一定是儿孙不孝！我装着没听见。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在哭，心里很奇怪，因为除了我们兄弟，有谁会真正难过呢？后来听说那是弟弟请的哭丧人，事后要给钱的。我第一次听说家里人去世，自己不想哭，还可以请人哭。
妈妈六七那天，我请和尚做法事，其中一位和尚是我高中时的同学郭文明。他被南通万善寺开除僧籍后，又到桃园开了一家寺院，每天烧香捐赠的人很多。因为要帮人家做事，郭文明没有时间住到庙里。听说我现在无家可归，他说我可以住到他们庙里，有人捐赠就登记一下。每月除了自留一千块钱，其余的钱物必须给他。
我一听求之不得，第二天就搬到他们庙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