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姐弟情 (第2/2页)

我给王主任打了一个电话。
　　
　　“王主任，我刚解剖的女人还活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急得满头都是汗。
　　
　　“我也不知道，现在情况紧急，你立马把心脏给我取出来，病人等着换！”已经在手术室里准备进行心脏移植的王主任冲着我大叫。
　　
　　我沉默了。
　　
　　“病人心脏已切除，中止手术，你赔得起吗？”
　　
　　我艰难地回了一个“行”字。
　　
　　我重新走到冰冷的处置台前，注入营养液，我看到的竟是一个安详的笑容，她一定以为我能够起死回生。
　　
　　“渴……”
　　
　　她的声音非常微弱，惹人心疼。
　　
　　“给她水。”
　　
　　护士无动于衷，愕然地看着我，似乎在说：
　　
　　她马上就要死了，还让她喝水干嘛？
　　
　　如果连这点心愿都不能满足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我亲自给她喂了一点水，也近距离地看到她深黑色的眼仁。
　　
　　我现在进退两难。
　　
　　下手她会立即死去，不下手等待心脏移植的姑娘就会失去生命。中止手术让病人死亡，医院将赔偿巨额费用。
　　
　　孰轻孰重，拿捏了很久，我终于握起异常沉重的剪刀，下了手。
　　
　　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刽子手。
　　
　　手术结束我没有觉得如释重负，一种愧疚感刹那间将我压垮。
　　
　　在众多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心脏被送到了手术室里。
　　
　　冰冷的处置室里就只剩下我自己。
　　
　　黑色的布还罩在她的脸上，我却没有勇气将其摘下。
　　
　　因为我的拖延，心脏移植手术失败了，病人姑娘也死了。手术失败与手术中止是两回事，死者家属并没有大吵大闹。
　　
　　家属走后，我来到院长办公室，问王主任：
　　
　　“你为什么让我移植活人的心脏？”
　　
　　“杨医生，你这是什么话？她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王主任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我明明看到她睁开眼睛和我说话。”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停止手术？”
　　
　　“不是你叫我立即手术的吗？”
　　
　　王主任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死亡证明，递给我。
　　
　　上面写得很清楚，死者王丽，二十六岁，死于车祸。
　　
　　那时又没有电话录音，也没有监控，王主任跟我讲的话根本就没有证据。
　　
　　王主任对我说：“你可能太累了，这样吧，我给你放个长假，你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长假？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开除了一样。
　　
　　我很沮丧，脑子也特别的乱。
　　
　　两月后，王主任又通知我到医院上班，他现在已经当上副院长了。
　　
　　原来高华同学得了肝脓肿，大家都知道他是HIV携带者，所以王院长让我主刀。
　　
　　手术过程中，我用镊子夹针时，不知为何针崩掉了，弹了回来，扎在了我的手上。我顿时心中一凉，苍白着脸说道：“完了，我暴露了。”这是行话，意思是职业暴露。
　　
　　护士示意我赶紧下台去吃药。我下了台，疯狂地冲洗。我拼命地挤出手指头上的血，不断地用肥皂水擦拭。在等待护士长送药来的短短几分钟里，我感觉自己的腿一直在打飘，摇摇欲坠。
　　
　　吃药后的第一个月，副作用一直伴随着我，低烧、发热、面色苍白，和HIV的症状极为相似。
　　
　　尽管如此，我也不敢放松自己，在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里，我甚至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我疯了一样工作，害怕自己一停下来就会胡思乱想。即便如此，我的脑子依然会飘过很多东西。
　　
　　由于吃不好，睡不好，等待结果的一周时间里我整整瘦了十斤。
　　
　　终于拿到结果，上面的阴性二字让我如释重负。
　　
　　后来我去看望高华同学，他说他的病早就好了，所以我是不会被感染的！
　　
　　其实郎中的治疗方法也是有道理的。
　　
　　在生命的长河中，我们的身体犹如一座智慧的城堡，孕育着无数神秘的力量。当疾病悄然而至，城堡内的卫士们便会拉响警钟，向我们发出求救的信号。
　　
　　发烧是身体对外界病原体的一种自然反应。当病毒、细菌等病原体侵入我们的身体时，免疫系统会启动防御机制，通过提高体温来加速免疫细胞的活动，从而达到抵御病原体的目的。因此发烧可以看作是身体向病原体宣战的信号，也是向我们发出的抗议。然而，人们对发烧的认识往往存在误区。许多人认为发烧是一种疾病，需要立即服用退烧药来降温。实际上，发烧是身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适度的发烧有助于加快身体康复。因此我们不要盲目追求降温，有时候发烧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反应。
　　
　　我本来没病，不过我“感染HIV”的消息不胫而走，以后除了艾滋病和癌症患者，没有人愿意让我手术；没有手术就没有奖金，我每月只有几百块钱基本工资，这点钱还不够我零用。
　　
　　在为患者医疗时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就是艾滋病患者如果得了肝癌，HIV也就转为阴性了，因为肝癌病毒可以克制HIV病毒。
　　
　　不过艾滋病患者还是不要以身试病的好，因为肝癌也是不治之症。
　　
　　1995年以后，父母开始催婚，还给我安排了几次相亲。
　　
　　然而相亲见面时，每个女孩的第一句话都是：“你有车吗，有房吗，存款多少。”
　　
　　我有车有房有存款，但我觉得爱情不该被亵渎，更不该被明码标价。所以我不想结婚，我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1996年元旦，我回家看望父母，妈妈突然郑重地拿出一个小木箱，打开来是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子怀抱着婴儿，旁边依偎着年轻的爸爸。
　　
　　我正在莫名其妙，这时妈妈开口了：“海兵，我其实不是你的生母，照片中的女子才是你的亲妈！”我一听目瞪口呆，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将头转向爸爸，爸爸老泪纵横：“海兵，是真的，你一周岁时，你生母患病去世，你现在的妈妈对你隐瞒了这个秘密，美红也不是你的亲姐姐，她是你妈带来的！
　　
　　原来我出生不久生母患病去世，妈妈的前夫也出车祸身亡，妈妈带着三岁（虚岁）的姐姐来到我家。我混沌未开，很快把妈妈当成生母，把姐姐当成亲姐姐。妈妈见一家人其乐融融，于是对爸爸说：“没妈的孩子苦啊，既然海兵把我当成生母，我们就一同保守这个秘密！”三岁的姐姐已粗通人事，也十分庄重地点头承诺：“我也要保守这个秘密，我不说！”妈妈又关照左右邻居亲朋好友一同保守秘密。妈妈前夫姓陈，为了不让我怀疑，姐姐也改姓杨。
　　
　　什么都明白了！妈妈苦涩的隐忍，姐姐伤心的别离，爸爸多次的欲言又止，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我是个有妈的孩子，不象草芥一样自卑自怜，以健康的心态成长、成才。我热泪横流地对妈妈说：“妈妈！您养育了我，您虽然不是我的生母，但您永远是我的亲妈！”妈妈轻抚着我的头发，一如我小时候。
　　
　　这时我想起漂泊在外的姐姐，当年为了我，妈妈牺牲亲生女儿的前途，导致她负气远走。多年来，妈妈和姐姐之间横亘着深深的沟壑，妈妈常伤心落泪。而我，竟然还误解了姐姐，怨恨她不顾家。我痛恨自己的无知和冷漠。
　　
　　我决定去看望姐姐，当我向妈妈打听姐姐的电话时，妈妈说姐姐常换单位，没有固定的电话，每次都是她打回来，今年好长时间没打了。我找到一封姐姐寄回的书信，照地址找到她们厂里，员工说她已经走了。一位好心的同事告诉我她现在到了深圳，并且把她的工作单位告诉了我。
　　
　　我马不停蹄赶到深圳，好不容易找到姐姐，她比以前胖了，而且还有了孩子！
　　
　　原来姐姐到了该公司以后，一位香港同事对她展开爱情攻势，花言巧语地说要带她去香港。姐姐心软，也就答应了他。可当姐姐怀孕之后，他却一去无影踪！姐姐一直盼他回头，所以也没打掉孩子！她现在请了一位保姆带孩子，自己到厂里上班。一人挣钱三个人用，几乎没有剩余。有孩子没老公，她不敢回家。
　　
　　我一听泪如雨下，劝她不要白日做梦，香港男子肯定不会来了！我告诉姐姐，这些年来妈妈一直很自责很伤心，希望姐姐能跟我回去。如今江苏经济发展很快，找个工作并不太难！姐姐沉默良久，最终决定跟我回家。
　　
　　我和姐姐找到厂里，厂里说中途辞职必须提前申请，否则不结工资。我说几千块钱算了，拉上姐姐就跑。我又帮她结了保姆工资和房租。房间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全部送给保姆。我现在只要姐姐跟我回家！
　　
　　父母见了女儿，外孙，高兴得合不拢嘴。小家伙象我小时候一样，错把舅舅当成爸爸了！我不想外甥受到伤害，也就将错就错冒充他的爸爸！
　　
　　因为我与姐姐并无血缘关系，父母又一心撮合，外甥也一直以为我是爸爸。我后来与美红结婚，也没有再生孩子。外甥现在还以为我是爸爸，我也没有必要纠正了。
　　
　　1996年6月,在我们医院的大厅内，一名中年妇女无助地哭泣着：“我娃娃的肾被人割了卖了！”
　　
　　她名叫高爱芳，她口中念叨的娃娃是她的女儿高静。
　　
　　医生割肾卖肾，这罪责可不轻，高爱芳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件事还得从一次体检说起。
　　
　　1994年10月，高静和平常一样在单位上班，她是高速公路皋南收费站的员工，单位组织员工体检。
　　
　　体检结果出来后，高静看着体检单上的结果（左肾缺失），一下子瘫倒在地，她想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缺少一个肾呢？是不是诊断错了。
　　
　　高静和我们医院有个一次有关系，她17岁的时候出过一次车祸。
　　
　　那年高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车给撞了，被送到我们医院救治。
　　
　　诊断结果为脾脏破裂，需要马上手术，因为高静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手术当中，她的脾被切除了。
　　
　　手术之后，之前活蹦乱跳的她，有时候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坐的时间长了会感觉到累，洗衣服的时候也会感觉体力不支。她的抵抗力明显的下降，别人感冒几天就好了，而她需要打一个多月的点滴才能痊愈。
　　
　　开始的时候，她和父母都以为这是手术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导致的，可她的这一症状持续了七八年，直到这次单位体检她才知道这么多年的症状和左肾缺失有关。
　　
　　缺肾这种事不是小事，高静又去了多家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都一样。
　　
　　1996年11月，高静一家来到我们医院，点名要找当年给高静做手术的王主任。听说高静一家来找他，王主任直接躲了起来。
　　
　　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问医务人员，他们的回应是：“王大夫今天休息。”
　　
　　医院的态度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更觉得王大夫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他们一家来到医院大厅，进门就嚷嚷着说：“我的肾让人卖了，你们还让我冷静？”看病的患者一听这话，瞬间围了过来，大家窃窃私语道：“卖肾？还真有这样的事？”
　　
　　医院看到这样的情况，知道没办法逃避了，院长吴友仁出面说道：我们在手术中肯定没有切除高静的肾，会不会是先天性的肾缺失，或者发育不全呢？因为这样的说法，医院很快被打脸了。
　　
　　因为在之前的那场手术存档中清晰地记录着：“双肾清晰可见，未见异常。”而那次手术只是切除了脾，没有对其他任何器官进行手术。
　　
　　最后医院找到高静一家，叫他们走司法程序来裁定此事。鉴定机构由高家人去寻找，所有费用由医院承担。
　　
　　高家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于是和医院委托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对这一事件进行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为：对于高静的这台手术，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不排除她的左肾缺失与医院的治疗过程有因果关系。
　　
　　当高静一家拿着鉴定结果找医院要说法时，医院却说他们出具的鉴定结果模棱两可。
　　
　　司法鉴定没有起到更好的效果，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难办了，为了让此事尽快有个结果，院方提议让高静做一个泌尿系统三维重建，这个系统的好处是可以搞清楚高静左肾缺失的原因，如果在检查中发现有割肾留下的痕迹，那就由院方承担责任。
　　
　　高静听说这个三维重建系统对人体伤害特别大，更何况自己现在缺少一个肾，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那不是影响后半生吗？
　　
　　看着商讨好的方案不能实行，高静一家每次来找医院，医院都拿“院长不在，得院长出主意”来推脱，事情就这样拖了两年。
　　
　　1998年1月，高家将我们医院告上法庭，可是不管高静还是医院，都拿不出有利的证据来证明高静的肾去了哪儿。
　　
　　没有等到判决结果出来，一直逃避的王主任却先发制人，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高静一家告上了法庭，不仅让高静向他赔礼道歉，还让高静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高静一家有点懵，自己本是原告，现在怎么成了被告呢？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最后卫生局参与进来进行调解，王主任随后撤诉。
　　
　　在1998年5月，法院以医院存在过错为由，判决医院赔偿高静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36万元。
　　
　　虽说此件有了结果，但是对于高静来说，这个结果她始终没有办法接受，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左肾，本来到了结婚年龄的她，对恋爱也失去了信心，她变得自卑而且敏感，她说：“我觉得自己以后肯定不会幸福。”
　　
　　作为王主任的同事，我知道肯定是他干的！可是没有证据，我也不好跳出来为高静作证。
　　
　　医者仁心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其中说：“夫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其天年，度百岁乎以上。……故曰：医者不治已病治人病，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这段话大意是说：上古时代的人们，懂得道法自然的原理，遵循阴阳平衡的规律，生活有节制有规律，不过度劳累，所以能够身心健康，长寿无疾。……所以说：治疗疾病要从根本入手。根本在于阴阳调节。医生不应该等到自己或他人生病了才去治疗，而应该在病情发生之前就预防和调理。这就像口渴了才去挖井，打仗了才去铸兵器一样，不是太迟了吗？
　　
　　“医者仁心”这个词语后来被历代医家广泛引用和发扬，并成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种原因，医患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和冲突的现象，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效果，也损害了医生和患者的权益和尊严。为了改善这种状况，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而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医生自身做起，培养和弘扬医者仁心。
　　
　　所以说医生要有一颗爱人、救人、惜人的心，要有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要有一种对医学的智慧和觉悟，要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