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倒数第二试 (第1/2页)
第五十四章倒数第二试
已是二月末，长安城里却还残存着冬日最后的寒意。
朱雀大街两旁的槐柳迟迟不肯抽芽，光秃秃的枝丫在料峭的春风里瑟瑟作响。
像极了那些即将踏入贡院的举子们的心境——绷着，悬着，不知何时才能舒展。
三年一度的会试，是整个天下读书人命运的转折点。
自去秋起，各地举人便如百川归海，陆续汇集京城。
到了正月间，各州县的会馆已是人满为患，连带着崇仁坊、宣阳坊的客栈都涨了五成房钱。
茶楼酒肆里，南腔北调的口音混杂一处，谈论的无非是时文、策论、座师、房官，以及那些神神秘秘的“风声”。
但今年，这些谈论里多了一层往年没有的东西——焦虑。
真正的焦虑。
这种焦虑的源头，在一个人身上。
周道衡。
这个名字在去年腊月之前，对于大多数举子来说，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曾经的帝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清流领袖，弹劾过无数权贵的铁面御史。
谁都知道他，但谁都觉得他跟自己的命运没什么关系。
可自从圣旨下达、周道衡被钦命为这一科会试正考官的那一刻起，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举子的心头。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周道衡不是普通的考官。
他是帝师。
这是长安城里人尽皆知却极少提起的事实。
周道衡年轻时曾做过当今皇帝的侍读，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时光。
那六年里，他给皇帝讲经史、讲治道、讲民瘼，以一个读书人最朴素的方式，塑造着一个未来帝王的价值观。
后来皇帝登基，周道衡却没有留在中枢。
他选择离开长安，去游历天下。
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里，他走遍了大乾的每一个角落。
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西北的荒漠边陲，从东海之滨到蜀中群山。
他见过最繁华的市镇，也见过最凋敝的村落。他住过知府的衙门，也睡过灾民的窝棚。
他亲眼看着这个帝国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下，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文官集团的权力空前膨胀，六部九卿、台谏御史、地方督抚，上下勾结，盘根错节，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他看到了世家大族凭借几代人的积累，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职位，科举取士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
你取我的子弟，我取你的门生，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场有人好办事。
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世家豪强巧取豪夺，小民百姓流离失所，而朝廷的赋税却一年比一年少。
他看到了文官们高唱“仁义礼智”、大谈“圣贤之道”的表象之下，是贪腐成风、结党营私、公器私用、明哲保身。
他看到了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因为“重文抑武”是国策，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是文官集团存在的根基。
皇帝要靠文官治国，就不能不给他们权力。
给了他们权力，就必然面临权力膨胀带来的种种弊端。
这是一个死结，周道衡想了十几年，都没有想出一个破解的办法。
直到他遇到了李易。
那个在蜀州府试上用一篇八股文震惊四座的年轻人，让周道衡看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可能。
不是从制度上改变文官集团。
那需要动祖宗之法，需要流血，需要一个皇帝都未必敢下的决心。
而是从源头上改变——从科举取士的根子上，从每一个读书人的训练上，从最基础的文风、学风、士风上，一点一点地扭转。
八股文，就是那把钥匙。
它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文体。但这种文体，有一种所有其他文体都没有的特质。
它能训练一个人严谨的思维、扎实的学问、清晰的逻辑、精准的表达。
它能淘汰那些只会堆砌辞藻、空谈义理、投机取巧的庸才，让真正有才华、有担当、有风骨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它有标准。
一套客观的、不以考官个人好恶为转移的标准。一篇文章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一目了然。
这就大大减少了考官徇私的空间，大大增加了寒门子弟与世家子弟公平竞争的机会。
周道衡第一次读到李易的八股文时，是在蜀州府衙的一间偏房里。
那天他刚刚结束对蜀州吏治的暗访，累得筋疲力尽，蜀州知府陆文昭给他看了一份府试的解元卷。
他记得自己看完之后，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然后他对陆文昭说了一句话，“这个年轻人，可能是大乾未来的希望。”
陆文昭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周道衡是什么人？帝师，清流领袖，几十年不轻易夸人的主儿。
他说“可能是大乾未来的希望”，那就是真的看到了希望。
从那一刻起，周道衡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回长安。
他要说服皇帝，让他做这一科会试的主考官。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会试环境，让那些像李易一样有才华、有担当的年轻读书人，有机会脱颖而出。
他要让八股文从这一科开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改变整个帝国的文风、学风、士风。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在长安城里没有什么根基，十几年不在朝堂，当年的那些故旧大多已经老去或凋零。
而他要对抗的，是整个文官集团。
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靠着“重文抑武”的国策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人，那些决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们奶酪的人。
但他不在乎。
他是周道衡。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在乎过。
去年秋天，周道衡回到长安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骑着一头瘦驴，从启夏门进了城。
守门的兵丁拦住了他，他报了名字，兵丁愣了一下，然后脸色大变，差点跪下来。
周道衡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声张，牵着驴子走进了长安城。
十几年没有回来，长安城变了很多。朱雀大街更宽了，两旁的店铺更多了，路上的车马更豪华了。
但他也看到了那些繁华背后的东西——崇仁坊的茶楼里，几个年轻的世家子弟在炫耀自己新买的田产。
平康坊的青楼里，一个刚刚外放的县令一掷千金，只为博红颜一笑。
安邑坊的深宅大院里，丝竹之声昼夜不绝，而城外就是流民。
他没有回家——他在长安本来就没有家。
他在崇仁坊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住下来，然后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运筹。
他要争一个位子。会试正考官的位子。
这个位子，在往年，从来不是争来的。
皇帝钦命，谁就是谁。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周道衡要让皇帝知道，他需要这个位子，而且只有他适合这个位子。
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上了七道奏疏。
每一道都是精心准备的。
第一道论考场防弊。
第二道论取士标准。
第三道论考官遴选。
第四道论人才鉴别。
第五道论文风士风。
第六道论经世致用。
第七道，他没有谈科举。
他谈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他在那道奏疏里写道：“臣游历天下十余年，目睹生民之疾苦，深知国家之积弊。文官专权，结党营私，土地兼并，流民遍地。
此非一日之寒，亦非一人之过。然欲救此弊，必自取士始。取士不正，则人才不兴；人才不兴，则天下不治。臣不敢以一人之力挽天下之颓势，但愿为陛下取一二真才，为天下之种子。种子在，则希望就在。”
这道奏疏送到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帝正在紫宸殿批阅奏章。
据说，皇帝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把奏疏放在御案上，对身边的太监总管福安说了一句话：
“周道衡还是那个周道衡。十几年了，一点都没变。”
福安小心翼翼地接了一句，道：“陛下，周大人这是……？”
皇帝没有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朕当年做太子的时候，周道衡给朕讲过一堂课。那堂课讲的是‘为政以德’。他说，为政者最大的德，不是自己有多清廉，而是能为天下选多少贤才。他说，一个人再能干，也治不了天下。能治天下的，是一代人。一代贤才。”
他转过身来，看着福安。
“朕想了十几年，终于想明白了他那句话的意思。”
那一年的腊月，圣旨下达。
周道衡为乾元二十六年丙辰科会试正考官。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文官集团的那些大佬们，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运作。
他们不知道周道衡要干什么，但他们知道——这个人回来了，一定不会安安静静地当一次考官。
他一定憋着什么。
周道衡确实憋着。
而且他憋的东西，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大。
回到长安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白天在都察院处理公务，晚上在自己的寓所里研究各地的乡试、府试卷子。
他从上千份卷子里，挑出了几十个他认为有潜力的年轻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地研究他们的文章、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师承。
李易的名字，就在这份名单的最上面。
但他没有去找李易。一次都没有。
不是不想见，是不能见。
他是主考官，李易是考生。如果他在考前见了李易，不管他们谈了什么，都会被人拿来做文章。
李易的文章会被说成是“主考关照”，李易的成绩会被说成是“内定”，李易这个人会被说成是“走门路的小人”。
他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要让李易堂堂正正地走进贡院，堂堂正正地写完八股文，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才华征服所有的考官。
只有这样，八股文的力量才能真正被看到，被承认，被推广。
所以他忍着。忍着不去见那个他等了十几年才等到的年轻人。
但他做了很多别的事情。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的两位副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徐世昌和詹事府少詹事刘坤一，反复讨论这一科的取士标准。
徐世昌是翰林院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学问扎实，为人正派，不结党、不营私，是周道衡信得过的人。
刘坤一则更加年轻一些，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此人有胆有识，敢于打破常规，是周道衡特意从詹事府调来的。
三个人在周道衡的寓所里谈了整整三天，最后定下了一个原则：这一科，不重辞藻，重实学；不重诗词，重策论；不重门第，重真才。
这个原则，周道衡没有对外公布。
但他知道，消息一定会传出去。长安城里没有秘密，尤其是在科举这种大事上。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那些只会写几首漂亮诗词、只会堆砌辞藻、只会靠着家世混日子的世家子弟们，提前知道这一科不好混。
果然，消息传出去之后，长安城里炸了锅。
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们，一个个慌了神。
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怎么把诗词写漂亮、怎么把时文写得花团锦簇、怎么在考官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
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靠这一套在科举中杀出重围的。现在周道衡突然说“不重辞藻，重实学”——实学是什么？
实学是漕运、盐政、边防、河工、吏治、民生。这些东西，他们从来没学过，也不会有人教他们。
慌了。
真的慌了。
安邑坊的深宅大院里，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秘密会议。
几个世家大族的家主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有人提议去找周道衡说情，被其他人否决了——周道衡这个人，油盐不进，谁去说情都是自取其辱。
有人提议去找皇帝，也被否决了——周道衡是皇帝钦定的主考官，找皇帝等于打皇帝的脸。
还有人提议，干脆在这一科上“认栽”，反正三年之后又是一科，到时候周道衡总不会一直是主考官。
但这个提议也被否决了。
因为三年太长了。三年之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谁知道周道衡会不会借着这一科的机会，把八股文推广到全国？
如果八股文真的成了科举的固定文体，那他们这些世家大族的优势，就彻底完了。
八股文。
这三个字，最初从蜀州传来的时候，没有人当回事。
一种新的文体而已，边陲之地的小打小闹，能翻出什么浪来？
但后来，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蜀州府试，李易用八股文考了解元。
蜀州知府陆文昭对这种文体大加赞赏；蜀州的一些年轻举子开始学习八股文，据说效果显著。
然后，周道衡回来了。
然后，周道衡成了主考官。然后，周道衡说“不重辞藻，重实学”。
这三件事连在一起，让那些世家大族的家主们后背发凉。
他们终于意识到，八股文不是一种普通的文体。它是一种武器。
一种用来打破他们对科举取士垄断的武器。
而周道衡，就是那个握着武器的人。
二月十五，距离会试还有二十三天。
平康坊的邀月楼里，一群年轻的世家子弟正在喝酒。
为首的是赵国公的嫡孙崔瀚，今年二十五岁，是长安城里出了名的才子。
他的诗写得好，词写得更好，去年在凌云社的一次文会上，他的一首《秋兴八首》惊艳四座，被卢老称赞为“有盛唐之风”。
崔瀚对自己的才华很有信心。
他的祖父是当朝太师，父亲是吏部侍郎，家族在朝中盘根错节，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他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请的是翰林院的退休编修做先生，读的是宋版的书，用的是端歙的砚。
他的文章，连那些老翰林看了都挑不出毛病。
但此刻，崔瀚的酒杯举在手中，却没有喝。
“你们说……”
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道：“周道衡说的‘实学’，到底是什么？”
同桌的几个世家子弟面面相觑。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就是策论么？”
坐在他旁边的许文华试探着说道：“往年也考策论，不过不重视就是了。今年他说重策论，那我们就多准备准备策论呗。”
“准备什么策论？”
崔瀚放下酒杯，看着他，道：“你懂漕运吗？你懂盐政吗？你懂边防吗？你从小到大，学过这些东西吗？”
许文华哑口无言。
他说的是实话。
他们这些世家子弟，从小被教导的是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琴棋书画。
这些东西，是高雅，是体面，是世家大族的门面。
但漕运、盐政、边防、河工——这些“俗事”，从来不在他们的教育范围内。
那是吏部的事，是工部的事，是户部的事。
是那些寒门出身的官吏们做的事。
他们这些世家子弟，是要做高官的，是要入阁拜相的，怎么能去学那些下贱的东西？
可是现在，周道衡告诉他们，不会这些东西，就别想中进士。
“我有一个消息。”
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的陈伯玉忽然开口了。
他是几个人里最沉得住气的，也是消息最灵通的。
“什么消息？”
“周道衡这次当主考官，不是他自己要当的。”
陈伯玉压低声音，道：“是皇上请他回来的。”
“什么？”几个人同时变色。
“你们想想，周道衡离开长安多少年了？十几年。一个离开中枢十几年的人，凭什么一回来就能当主考官？而且还是皇上钦点的？这背后没有皇上的意思，可能吗？”
崔瀚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的意思是……皇上也……”
“我什么都没说。”
陈伯玉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道：“我只是觉得，这一科，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酒桌上陷入了沉默。
良久，崔瀚猛地站起身，把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
“我不信。我就不信，周道衡能翻了天。诗写得好的人，文章一定写得好。文章写得好的人，策论一定写得好。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他周道衡再厉害，还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冷硬。
“再说了，就算策论重要，我们也不怕。我崔瀚从小读圣贤书，经史子集无一不精。写策论，我照样能写出最好的。那些寒门子弟，连书都读不起几本，拿什么跟我比？”
他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转身大步走出了邀月楼。
剩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
但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同一件事：崔瀚的诗确实写得好，但他的策论……好像从来没有人见过。
与此同时，在崇仁坊的一家小客栈里，朱青山和夏振邦也在讨论同一件事。
“八股文。”
朱青山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道：“你说，这一科会试，会有多少人用八股文？”
夏振邦想了想，道：“应该只有我们蜀州来的这些人吧。毕竟八股文是李易带起来的，目前也就在蜀州传开了。其他州府的举子，恐怕连八股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