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故乡的月光照不进出租屋 (第1/2页)

转正通知书是周五下午发到邮箱的。
　　
　　李薇盯着屏幕上那封格式工整的邮件，反复看了三遍才确认——不是群发，收件人栏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附件里的PDF盖着电子公章，右下角签署日期是今天。她下意识地刷新了一次页面，邮件依然安静地躺在收件箱里，标题前没有“撤回”标识。
　　
　　办公室里空调嗡嗡作响，隔间传来断断续续的键盘敲击声。李薇靠在椅背上，感觉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轻轻炸开，不是烟花那种绚烂的爆裂，更像是密封太久的罐头被撬开一道缝，空气涌进去时发出的、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嘶鸣。
　　
　　手机震动起来，是母亲。
　　
　　“薇薇，你二姨给介绍了个人，在老家税务局工作，三十岁，有房有车……”
　　
　　“妈，我转正了。”李薇打断她，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意外。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转正？就是你说那个……能留下来啦？”
　　
　　“嗯，正式员工，五险一金都按标准交。”
　　
　　母亲的声音里涌出复杂的情绪，像是欣慰，又像失落。“那……那挺好的。工资能涨多少？”
　　
　　“百分之三十。”李薇报出数字，听见自己语气里的职业感——她已经开始用汇报工作的方式跟母亲说话了。
　　
　　挂断电话后，她盯着电脑屏幕发呆。想象中的欢呼、雀跃、甚至眼眶发热都没有发生。她只是觉得很累，像是跑完一场马拉松后发现，终点线后面是另一条更长的起跑线。
　　
　　陈浩的工位已经空了。人事部上午找他谈过话，下午他就开始收拾东西。李薇路过时看见他在整理那些专业书籍，动作很慢，一本一本擦掉灰尘，像在进行某种告别仪式。他们目光相遇时，陈浩笑了笑，那个笑容很干净，没有怨怼，只有淡淡的倦意。
　　
　　“恭喜。”他说。
　　
　　李薇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职场这场无声的战争里，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她赢了岗位，输掉了一些可能成为朋友的人。这是东海市教会她的第一课：资源有限的时候，温情是奢侈品。
　　
　　下班前王总监把她叫到办公室，递过来一个文件夹。“新项目，下周一启动。你是核心成员。”
　　
　　李薇翻开，看到项目名称时手指顿了顿——《城市青年居住现状调研及解决方案设计》。客户是“安居计划”公益基金会，一个致力于改善都市青年居住环境的非营利组织。
　　
　　“这个项目需要深入社区做田野调查。”王总监倒了杯茶，热气氤氲而上，“你刚转正，本来该给你些常规任务过渡。但这个项目……”他停顿了一下，寻找合适的措辞，“我觉得需要你这样的人来做。”
　　
　　“我这样的人？”
　　
　　“在东海市扎根，但根扎得还不深的人。”王总监抿了口茶，“看得见问题，也还相信问题能被解决。”
　　
　　李薇抱着文件夹走出办公室时，窗外的夕阳正把高楼染成金色。她突然想起三年前刚来东海市时租的第一个房子——那是栋老式居民楼的顶层，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但有个小小的天台。她曾在天台上看过很多次日落，那时候觉得，能在这个城市拥有一个看日落的角度，已经是种胜利。
　　
　　而现在她站在二十二层的写字楼里，俯瞰着车流如织的街道，却再也没看过一场完整的日落。
　　
　　周末的早晨被装修的电钻声吵醒。
　　
　　李薇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形成的水渍斑痕，形状像一张模糊的地图。隔壁房间又开始施工了，这栋楼总有房东在改造隔断，把两居室变成四间出租屋。她看了看手机，早上七点二十三分。在东海市，周末睡懒觉是项需要运气加持的奢侈。
　　
　　手机屏幕亮起，是大学同学群的@全体成员。班长组织同学会，时间定在下个月，地点就在东海市。李薇翻了翻聊天记录，参与接龙的人已经有二十多个，大多是在本省工作的同学。那些去了一线城市的名字，大多沉默着。
　　
　　她退出了群聊界面，点开租房软件。转正后工资涨了，或许可以换个条件好点的房子。但当她看到稍微像样的一室一厅都要占去工资一半时，手指还是顿住了。涨价的那部分薪水，在东海市的房价面前，像杯水车在沙漠里蒸发。
　　
　　母亲又发来消息，这次是照片。那个税务局男人的证件照，方脸，戴眼镜，表情严肃得像在参加工作会议。下面跟着一段语音：“你二姨说人家看了你照片挺满意，要不你先加微信聊聊？”
　　
　　李薇按掉屏幕，起身拉开窗帘。阳光刺眼地涌进来，出租屋的狭小在光线下无处遁形——单人床、简易衣柜、折叠书桌、一个塑料收纳箱就是全部家当。墙上有她贴的明信片，是从各个城市寄来的，朋友们的笔迹渐渐褪色。
　　
　　她突然很想出去走走。
　　
　　东海市的周末清晨有种奇特的节奏。菜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爷大妈们拉着小推车讨价还价；街角的咖啡馆刚开门，店员睡眼惺忪地擦着玻璃；跑步的人们戴着耳机，表情专注地经过每一个红绿灯。
　　
　　李薇买了杯豆浆，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经过一个老旧小区时，她看见公告栏上贴满了租房信息，红色蓝色的A4纸层层叠叠，像这个城市的鳞片。其中一张纸上写着：“合租，次卧，押一付三，要求作息规律，爱干净，限女性。”下面用加粗字体补充：“非中介，房东直租”。
　　
　　她停下脚步，盯着那个电话号码看了很久。
　　
　　电话接通时，对方是个声音温和的中年女性。听李薇说要来看房，她有些惊讶：“现在吗？我就在小区里，你来吧，3号楼402。”
　　
　　房子比想象中好些。虽然是老小区，但楼道干净，采光也不错。房东姓周，是个中学语文老师，丈夫在外地工作，儿子上大学后，她把次卧收拾出来出租。
　　
　　“我自己也住这里，所以希望找个靠谱的租客。”周老师倒了杯水给李薇，“看你年纪，是刚工作吧？”
　　
　　“三年了。”李薇接过水杯，“上周刚转正。”
　　
　　“那不容易。”周老师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我当年毕业也留在东海市，住过地下室，住过隔断间，最惨的时候跟三个人合租一个单间。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有个自己的房间就好了。”
　　
　　次卧大概十二平米，有张书桌、一个衣柜，窗台上放着盆绿萝，叶子郁郁葱葱的。窗外能看见小区的绿化带，几个老人在打太极拳，动作缓慢得像电影慢镜头。
　　
　　“租金多少？”李薇问。
　　
　　周老师报了个数，比市场价低两成。见李薇疑惑，她解释说：“我不靠这个赚钱，就是觉得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找个合眼缘的租客，家里还能有点人气。”
　　
　　李薇看了看房间，又看了看窗外的绿意。三年来她搬了四次家，每次都是因为房东涨价、房子转卖或者室友矛盾。她像个城市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而东海市的“水草”总是越来越少。
　　
　　“我租。”她说。
　　
　　签合同的时候，周老师随口问：“你老家哪里的？”
　　
　　“江陵。”李薇写下身份证号码，“一个小县城。”
　　
　　“江陵啊，我有个学生也是那里的。”周老师拿出印泥，“她说老家有条河，夏天可以游泳，岸边都是槐树，开花的时候香得很。”
　　
　　李薇的手指顿了顿。她想起那条河，想起槐花落在水面上像星星，想起十六岁那年夏天，她坐在河边背英语单词，发誓要考去大城市。那时候她觉得，故乡太小，装不下梦想。
　　
　　而现在，她在离故乡八百公里的城市里，为一间十二平米的次卧感到庆幸。
　　
　　搬家是在周日下午。
　　
　　李薇的东西很少，一个行李箱、两个编织袋就装完了全部家当。叫的网约车司机帮忙把东西搬上车，看着那点行李，忍不住说：“姑娘，你这搬家挺轻松啊。”
　　
　　李薇笑了笑，没说话。在东海市，家当少是种自我保护——随时准备好迁徙的人，不会收集太多舍不得扔的东西。
　　
　　新房间收拾好后，她坐在床沿上发呆。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方块。绿萝的叶子轻轻晃动，不知道哪里来的风。
　　
　　手机响了，是项目经理林姐，关于周一要启动的新项目。“薇薇，基金会那边提供了几个社区名单，我们需要先去踩点。你明天上午有空吗？我们去‘阳光苑’看看。”
　　
　　“有空。”李薇打开电脑记录时间，“需要准备什么？”
　　
　　“带着眼睛和耳朵就行。”林姐的声音里有种疲惫的活力，“这个项目……可能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东海市。”
　　
　　挂断电话后，李薇打开项目资料仔细看。“阳光苑”是东海市最早的一批经济适用房小区，建成快二十年了，住户大多是当年城市建设的第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如今他们的子女长大了，这些“城中二代”正面临着独特的居住困境——既回不去故乡，又难以在东海市真正扎根。
　　
　　她想起大学时上社会学选修课，老师讲过“悬浮的一代”。那时候她坐在教室里，觉得这是个遥远的概念。现在她明白了，悬浮不是状态，是感受——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缴社保，但你随时可能因为房租上涨、工作变动、家庭变故而失去立足之地。你的根扎在流沙里，每一次涨潮都可能被冲走。
　　
　　晚上周老师做了晚饭，叫李薇一起吃。简单的两菜一汤，番茄炒蛋、清炒西兰花、紫菜蛋花汤。吃饭时周老师说起学校的事，说现在的学生压力大，有个高三的女生在作文里写：“我想变成一只鸟，不是因为能飞，是因为鸟不需要买房子。”
　　
　　李薇笑了，笑着笑着眼眶有点发酸。
　　
　　“你们这个年纪不容易。”周老师给她盛了碗汤，“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在北京。每次打电话都说好，但我知道，他报喜不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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