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民主生活会（二） (第2/2页)

“这四十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见证了汉东的变化。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回想自己这一路走来，到底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有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有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对自己做一个剖析。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组织语言。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性格。”
　　
　　“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读书，后来留校任教，再后来走上仕途。这条路，说好听点，是学而优则仕；说直白点，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推着走的过程。”
　　
　　“知识分子有什么特点？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或者说，过于理性。凡事讲逻辑，讲道理，讲规矩。这本是优点，但从政之后，有时候也会变成缺点。”
　　
　　“比如，遇到矛盾和冲突，我本能地想去调和，想去平衡，想去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本身没有错，但有时候，调和多了，就会显得缺乏原则；平衡多了，就会显得立场模糊；寻找共识多了，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不敢碰硬，不敢担当。”
　　
　　他看了一眼李达康，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达康书记跟我共事过，他最清楚。我在吕州的时候，有时候下面的人闹矛盾，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双方谈话，做工作，争取和解。达康书记那时候就说我，太软了。”
　　
　　李达康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高育良继续说：“这种性格，有时候是好事，能团结人，能化解矛盾。但有时候也是坏事，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果断决策的时候，我可能会犹豫，可能会想太多，反而错过了最佳时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的经历。”
　　
　　“我前二十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是什么地方？是象牙塔。虽然也接触社会，但总体上，环境相对单纯。后来从政，进入地方，进入官场，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复杂，什么叫博弈。”
　　
　　“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环境，这个过程，我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有些同志可能觉得我老谋深算，其实不是，我只是比别人多想了几个回合而已。因为我从学校里带出来的习惯，就是凡事多想几步，多问几个为什么。”
　　
　　“但这种习惯，和我刚才说的性格一起，有时候就会变成问题。想得太多，就容易犹豫；问得太多，就容易显得不够果断。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达康书记那么雷厉风行，也没有同伟同志那么敢作敢为。”
　　
　　祁同伟在旁边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高育良继续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的‘软弱性’。”
　　
　　这个提法，让在座的人都微微动了一下。
　　
　　“我刚才说了，我性格里有调和、平衡的一面。这本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但从政之后，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软弱。或者说，这归属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比如，有些事明明应该坚持原则，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我可能会选择妥协。有些话明明应该说清楚，但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我可能会说得委婉一些。有些人明明应该严肃处理，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他的前途，我可能会心软。”
　　
　　“这种软弱，在和平时期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就会变成致命伤。”
　　
　　高育良继续说：“就比如说，上次沙书记说的吕州月牙湖美食城。”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地紧了一下。
　　
　　终于来了。
　　
　　现在省里流传最多的两个热点，一个是侯亮平的分手费事件，另一个就是这个美食城。
　　
　　刚才分手费已经被隐晦提过了，现在美食城也逃不掉。
　　
　　高育良的语气变得更加沉缓：“美食城这个项目，是我在吕州工作期间批准的。这些年，因为污染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省委也多次提出批评。作为当初的决策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
　　
　　“当时的情况，我今天想多说几句。不是为了推脱责任，而是为了让同志们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决策背后，到底有多少因素在起作用。”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不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吕州作为汉东第二大经济体，自然要带头。美食城这个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当时赵立春同志还在汉东，他对这个项目很重视，多次过问。赵瑞龙同志作为投资方，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从当时的条件看，这个项目确实符合发展方向——投资大，带动就业多，还能促进旅游业发展。”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复杂起来。
　　
　　“但今天回头看，我当时确实有‘唯上’的思想。赵立春同志重视，我就觉得应该支持；上面有要求，我就觉得应该落实。加上当时对环保问题的认识确实不到位，对项目的长远影响考虑不够，最终做出了那个决策。”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但说到底，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太相信上级的判断，太依赖投资方的承诺，太急于求成，对可能产生的问题预判不足。”
　　
　　他抬起头，看着在座的常委们。
　　
　　“这些年，美食城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反映越来越强烈，我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都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个项目的批准文件上，签的是我的名字。”
　　
　　“我后来想过，如果当时我能多做一些调研，多听一些不同意见，多考虑一下长远影响，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个责任，我认。我会向省委和ZhOng央做检讨。”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沙瑞金看着他，好一会儿才开口：“育良同志说得很诚恳，自我批评也深刻。让我们为他鼓一下掌吧。”
　　
　　会议室内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停下来，沙瑞金继续开口：“我听完很受启发。但是育良同志，我觉得吧，既然做自我剖析，就不要有所保留。”
　　
　　高育良看向沙瑞金：“沙书记，这话怎么说？”
　　
　　沙瑞金也看着高育良：“育良同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我在党校也学习过。”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谈了，依附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