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中介的持续抗议 (第2/2页)
我趴在地上，缓了大概有两分钟。起来的时候，嘴角磕破了，嘴里一股铁锈味。我吐了口唾沫，红的。裤子膝盖处磨了两个洞，左腿膝盖蹭掉一层皮，火辣辣的疼。
我把那裂成两半的牌子捡起来，用胶带缠了缠，又举起来了。裂了，字断开了，“日结工人不是牲口”变成了“日结工人是牲口”，缺了那个“不”字，意思全反了。我拿记号笔在旁边补了一个大大的“不”，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脱了衣服，看到背上青了两块。我用热毛巾敷了敷，疼得龇牙。敷完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想老孙头的手指，想小陈的地道，想老张的长椅，想那两个人踢我的脚。我想，我这样举牌子有用吗？物流园的经理照样开他的车，中介照样发传单，黑厂照样招工，被骗的人照样排队交保证金。我举了四天，什么也没改变。那条街上的店，一家都没关。那个“迅捷劳务”，第二天照常开门，门口还贴着红色的传单，“月薪8000”几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但我不甘心。我觉得总得有人做点什么。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既然别人不做，那就我做。
第五天，我没去那条街。因为我想明白了，在那条街上举牌子，最多让几个路人看一眼，拍个视频，过两天就忘了。那些中介不怕这个，他们怕的是上面的人。执法的人。
所以我去了劳动局。
劳动局在市中心，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挂着几个牌子，其中一块写着“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狮子，石狮子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台阶很高，我从下面往上看，觉得那栋楼像一座城堡，里面住着能判人生死的人。
我没敢进去。就在门口站着，把牌子靠在身边，面向马路。牌子上的字已经有点模糊了，胶带也松了，风一吹，纸板呼啦呼啦响。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记号笔，把每个字都描了一遍，描得黑黑的，远远就能看见。
那天是工作日，进出劳动局的人很多。有穿西装的公务员，有夹着文件袋的律师，也有像我这样穿着皱巴巴衣服的打工者。他们进进出出，有人会看我一眼，有人不会。有一个大姐出来的时候，停下来看了我的牌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中介。她说中介也来劳动局？我说对，中介也是人，中介也有看不下去的时候。她看了我几秒，从包里掏出一瓶水递给我，说：“辛苦了。”就走了。
那天我在劳动局门口站了六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中午饿了，去旁边便利店买了个面包，就着那瓶水吃了。吃完回来，继续站。
没有警察来赶我。没有中介来打我。就是站着，举着牌子，看着那栋灰色的大楼。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也许劳动局的人看到了，会想一想为什么一个中介会来抗议。也许他们不会。也许他们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一个自己也在抽水的日结中介，居然跑来劳动局门口装好人。也许他们根本就没看见我——那栋楼那么高，窗口那么多，谁会在意门口站着一个人呢？
但我不打算停下来。
明天我还会来。后天也会。大后天也会。只要我还没被打死，没被抓进去，没被饿死，我就会来。
我换了一个新牌子，上面写的字更多了：“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请劳动局给一个说法。”背面写着：“黑中介、黑厂、黑物流园，谁在保护他们？谁在保护我们？”
我还在牌子底下用绳子挂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老孙头那张医院的病历，上面写着“右手食指、中指骨折”。那是证据，证明我说的不是假话。
今天是我来劳动局的第七天。
我已经熟悉了门口的保安，他们换班的时间，哪个比较好说话，哪个会皱眉。我已经熟悉了进出的公务员们脸上的表情——大多数是无表情，少数会有一丝好奇，极少数会有一丝同情。我已经熟悉了旁边便利店的面包口味，以及哪一款最便宜。
那条街上的中介店，还在开。我昨晚路过的时候看到的，“迅捷劳务”的灯箱亮着，里面有几个人坐在沙发上等，大概又是新来的求职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刘姓周的店关着，但他的招牌还在，没有被拆掉。老赵的打印店还亮着灯，我透过玻璃看到他在里面整理纸张，低着头，很专注。
一切都没变。没有人因为我的抗议而关门，没有黑厂因为我的牌子而改变合同，没有日结工因为我的呐喊而多拿到一分钱。
但我还在举。
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我觉得，总得有一个人举着这块牌子，站在某个地方，让路过的人看到——原来这个城市里还有人在乎这件事。
也许有一天，那个在劳动局窗口里工作的人，下班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我的牌子。也许有一天，那个刚下火车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看到我的牌子，会犹豫一下要不要交那笔体检费。也许有一天，那个被人从桥下救起来的小伙子，会想起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为别人站出来。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我不试，怎么知道？
我把牌子靠在肩膀上，换了个姿势。腿有点酸，胳膊有点麻。我抬头看了看那栋灰色的大楼，太阳正从楼顶偏西，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个字照得发亮。
明天，我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