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学校与中介合作2 (第2/2页)

签合同的地方在二楼会议室。一张长桌，对面坐着白衬衫，旁边坐着一个没见过的男人，四五十岁，穿深色夹克，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陈思思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钱德胜。白衬衫把合同发到每个人手上，说：“这是实习协议，你们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陈思思拿起来看。密密麻麻的字，A4纸三页，她看了第一页，觉得头疼，翻到第二页，看到一行字：“甲方有权根据生产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她觉得这句话不对劲，问白衬衫：“调整是什么意思？会把我们调到别的地方去吗？”白衬衫说：“不会，就在这个厂里。比如你本来是做组装，那边缺人让你去包装，很正常。”陈思思又问：“那工资会不会变？”白衬衫说：“不会，工资按小时算，合同上写好了。”合同上写着：实习津贴，每小时十四元。
　　
　　她记得孙主任说过是每小时十六到十八。她问白衬衫：“孙老师说十六到十八，这上面怎么写十四？”白衬衫说：“孙老师说那个是加上加班费的平均数，基本津贴就是十四。你们每天加班三四个小时，加下来一个月能到四千多。”她没再问了。她签了字，按了手印。她不知道，那份合同上还有一行她没看到的小字：“管理费、住宿费、水电费由甲方从实习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标准见附件。”附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签的时候附件没有附在后面。她也没有问，因为她不知道附件是什么。
　　
　　第二天，她上工了。她被分到二楼的装配线，负责给一种小电器拧螺丝。螺丝很小，要用力才能拧紧。她的手指细，使不上劲，拧了不到两个小时，食指和中指的指腹就红了。她换了个姿势，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螺丝刀，拧得更慢了。组长走过来，看了她一眼，说：“你太慢了，这边速度跟不上，后面的工位都在等你。”他说完之后，把流水线的速度调快了一点。她手忙脚乱，螺丝掉了三颗，趴在地上捡。后面的工位开始抱怨，有人说“快点啊”，有人叹气，没有人帮她。她咬着嘴唇，把螺丝一颗一颗拧上去，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告诉自己，这是实习，是必经的一步。
　　
　　第三天，她的手指肿了。晚上回到宿舍，张小雅看到她的手，说：“你手怎么了？”她说：“拧螺丝拧的。”张小雅说：“你不会用那个电动螺丝刀吗？”她说：“组长说新手先用手的，练好了才能用电动的。”张小雅说：“放屁，他就是不想给你用，电动的效率高，他怕你太快了把活干完了。”陈思思不知道张小雅说的对不对，但她决定明天去找组长，要求换电动螺丝刀。第二天她找了，组长说：“你用不了，那个太重了，你拿不稳。”她看了看那个电动螺丝刀，确实比手动的重很多，她的手腕细，可能真的拿不稳。她没再坚持，回到工位，继续用手拧。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一千九百块。她拿着工资条，看了三遍，以为自己看错了。津贴，八百五十小时，每小时十四块，应发一千一百九十。加班费，四十二小时，每小时七块——她问了人才知道，加班费不是按一点五倍算的，是按零点五倍算的，因为合同里写了“实习期间加班费按基本津贴的百分之五十计算”。那一行字写在第几页？她不知道，因为她没看到。扣款：住宿费三百，水电费一百，管理费四百，保险费一百。实发一千九百。
　　
　　她打电话给孙主任。这一次，孙主任接了。她说：“孙老师，我工资只有一千九百。”孙主任说：“第一个月可能扣了一些押金什么的，第二个月就好了。”她说：“合同上写的是十四块一小时，我干了一百九十个小时，应该两千六百六，为什么扣了七百多？”孙主任说：“这个你要问企业，我们学校只负责对接，具体的工资发放是企业的事情。”她说：“你不是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吗？”孙主任沉默了两秒，说：“那个是最高的时候，不是每个月都能拿到。你再干一个月看看，不行的话我帮你问问。”然后他说有个会要开，挂了。
　　
　　陈思思攥着手机，站在宿舍走廊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外是一面灰色的墙，墙上有几个字，写着“安全第一”，是用红漆刷的，褪色了。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觉得这四个字可以贴在任何地方——工厂、学校、人生。安全第一，安全第二是什么？没有人写，没有人知道。她回宿舍，躺到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没有哭，因为哭解决不了问题。她只是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那些她看不懂的合同、打不通的电话、回答不了问题的人。
　　
　　她不知道的是，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无数个陈思思坐过那辆大巴，签过那份合同，拧过那些螺丝，打过那个电话，听过那句“我帮你问问”，然后挂了电话，再也没有打过去。在她之后，还会有无数个陈思思。她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脸，不同的声音，但她们的故事被复印了无数次，一模一样的开头，一模一样的结局。只有中间的部分偶尔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有的人手指肿了，有的人手指破了，有的人手指被机器压了，有的人手指没受伤但心伤了。但总体来说，没有人在乎这些差异，因为差异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孙主任下个月还要签一份新的协议，还是跟德胜人力，还是那个价码。钱德胜下个月还要送一批新的学生，还是那个流程，还是那个合同。白衬衫下个月还要站在大巴前点名，还是那些名字——不对，名字换了，但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数，是人头，是每个人头带来的几百块钱。只要人够多，钱就够多。至于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陈思思的第二个月工资还是一千九百。她没有再打电话，因为她知道打了也没用。她把工资条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枕头套里，跟自己说：再干一个月，干完就回学校，回学校就把这破事忘了，忘不了也要忘。她可以忘掉那台注塑机，忘掉那行没看到的合同条款，忘掉那个打不通的电话，忘掉孙主任说“我帮你问问”。但她忘不掉的是，那三个月里，她每天站在流水线前，拧螺丝，拧了十几万颗螺丝。十几年后，她可能已经不记得那个工厂的名字了，但她的手会记得。因为她的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上，有两个永远消不掉的茧。那不是劳动的勋章，那是被骗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