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谁害了他，谁救了他 (第2/2页)

比“谁害了他“更难的，是“谁救了他“。
　　
　　他把这几个人排了一遍：
　　
　　母亲——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住三十块一天的旅社，在窗口把送不进去的花生一把把收回去，最后留了一小把攥在手心；
　　
　　老陆——揣着厂房租赁合同、社区证明和一本存折走进律所，听完规矩只问一句“要签哪里“，后来站在大门外的墙根下说“我认得你这双手“；
　　
　　周律师——三十出头，衬衫洗得发白，一次一次坐到那张长桌对面，把话一句一句念给他听；
　　
　　还有郑若彤——五百块钱、一条新毛巾、一盒护手霜，和那六个字。
　　
　　还有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人。
　　
　　他数完，忽然发现一件事：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上面的人“，没有一个是场子上的老板，没有一个能替他说话、能把案子压下去。他们的分量都很轻——一个农村老太太、一个守着旧厂房的老技工、一个做这行没几年的年轻律师、一个在公司上班的女孩子。
　　
　　就是这几个最轻的人，把他从里面捞出来了一半。
　　
　　而那十几个他能在脑子里报出名字的“场面上的人“，那一夜一个都没有出现。
　　
　　他还想过一件事，想得很久。
　　
　　那年如果阿鬼早来半个月；如果老杨的铺面早半年盘出去；如果他最后那趟没有跑；如果那台车早三天被拖走——他今天是不是就在这件事的外头呢？
　　
　　这些“如果“，没有一个能变成一条线。他这辈子的算法里，从来没有“碰巧“这一项。他习惯的是：给足条件，结果就能推出来；推不出来，说明你参数不够。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把他按进这件事里的，有一半是时候、是顺序、是碰巧。
　　
　　命运不跟他讲道理，也不跟他讲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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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十晚上，母亲打来电话。
　　
　　她问吃了没有、吃的什么、冷不冷、衣服够不够，他一件一件答。答到一半，那头有动静，像是有人把话筒接了过去。
　　
　　“喂。“是父亲的声音。
　　
　　他坐直了。
　　
　　“爸。“
　　
　　“药够吃。“父亲说，“你别听你妈瞎说。“
　　
　　“嗯。“
　　
　　“你过年自己买点肉。“
　　
　　“买了。“
　　
　　“那就这样。“
　　
　　电话挂得很快。母亲又打回来一次，说了两句，说“你爸在旁边听着呢“，接着唠叨了几句，跟着也挂了。
　　
　　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坐了很久。父亲这辈子没跟他说过一句软话；他摔碗那一年，那个老人说过“我不认“。今天晚上这两句，已经是那个老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把门开了一条缝。
　　
　　最后一栏，是陈嘉荞。
　　
　　她的话是由周律师带进来的：她问过她父亲，父亲说帮不上；她说她想过来，被他拦住了。她留的那句是“等你出来给我打电话“。
　　
　　他出来以后，一直没打。
　　
　　不是不想。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没有车，没有店，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身份，身上还压着一个没结的案子。他在心里把打通以后的第一句话练过很多遍——“我出来了““我挺好的““你最近忙不忙“——练一次，否一次。
　　
　　他甚至想过：如果她第一句就说“你过来吧“，他该怎么把那三个字说出口。
　　
　　我出不去。他这辈子第一次发现，自己也会怕说出一句话。
　　
　　睡觉之前，他把那张画满线的纸折好，收进了抽屉。
　　
　　他一辈子丢过很多东西：丢过奖学金，丢过一份体面的工作，丢过两年多的时间，在十二月里丢了车，也丢了那半间车间。可这张纸他没丢，也没撕——因为上面写着他这辈子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
　　
　　人心不是曲线。人不是拿尺子量出来的东西。
　　
　　他从前不信这句话。他信的是：只要肯听、肯算、肯记，什么东西都有规律——发动机有规律，路有规律，人也有。他两年多就是照这个活的，赢了那么多场，也栽了这么重的一个跟头。
　　
　　现在他大概知道错在哪儿了。可知道归知道，他心里还是有一个地方不服气：他想找一条规律，想知道以后该信谁、不该信谁。
　　
　　他把抽屉推上，走到阳台上。
　　
　　楼下没有人，路灯把树照成一团一团的影子。他站在那儿，忽然想到一件很实在的事：从今天往后，他手上要办的每一件事都得经过人——找活要经过人，退赔要经过人，等判决要经过人，连手机里那一列划剩下的名字，也得再一个一个过一遍。
　　
　　那他要不要信。
　　
　　要是谁也不信，他往后就只剩自己一个人算——算得再准，也只是一个人；要是还信，他就得认下这件事：他可能再被人在纸上划掉一次。
　　
　　风从楼下卷上来，把阳台上那件旧T恤吹得贴在墙上。
　　
　　还要不要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