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四、税赋中看周期律 (第2/2页)

因此，历朝历代围绕赋税制度改革，无数政治家、改革家努力的方向都是以租庸调的弊端为基础。一是尽可能将人头税并入经济税，使单一税变成更公平的比例税，代表是唐代变“租庸调”为“租调”制，以及明清摊丁入亩等。二是尽力将徭役货币化，然后用征收的货币雇佣专业人员进行各项建设，代表是宋朝的募役法、明朝的免疫钱等。三是尽可能厘清田亩数量和归属，为比例税制建立良好基础，代表是宋朝方田均税法、明朝一条鞭法等。
　　
　　历朝历代仁人志士对于税制改革不可谓不努力，但是仍然不断出现“积累莫返之害”，即每次改革初始时期都可以厘清旧税制，将不合理的单一税并入比例税，改革徭役制度，让百姓暂时得利。但过了几十年，赋税逐渐又加重，之前废除的单一税税种又以各种“加派”形式凭空冒出来，而徭役方面除了缴纳免疫钱以外仍需服役，这就使得百姓承担的税赋进一步增加，从而引发下一轮“改革”和加重，最终人民不堪重负，王朝大厦崩塌。
　　
　　这个现象的根本涉及到王朝更替论，即历代王朝都会经历一个由升到降的过程。建国初期的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税率极低。一是新建的政权政治清明，制度人事简单，中间的摩擦和寻租费用低。二是建国初期军事武备力量充足，百战精锐仍在，周边国防压力小，历代王朝最为头疼的军费开支不高，中央财政负担轻。三是经历天下大乱后的国家，一般都会经历几十年的繁荣，人口少而土地多，民众衣食无虞，人丁快速增长，税率低而国用足（普遍低于十税一，即10%以下农业税），如汉初竟能实行“三十税一”。王朝后期，政治衰落，经济梗阻，赋税不断攀升。一是随着百年以上的发展，人事关系盘根错节，政治制度修修补补叠床架屋，使行政效率开始变低。二是开国精锐的凋零使周边国防压力增大，中央开支大幅增长。开源不畅、节流不可，整个国家无法避免地陷入财政危机（这时王朝版图会不断缩小以节省边防开支）。三是随着人口滋生、土地分配不合理、货币不足等，导致经济出现各种问题，税收开始不畅，这时的国家往往会提升税率以度过危机，因此王朝末期农业税大幅攀升，甚至多数超过50%。若此时再来一场天灾（如小冰河时期）或者来一波过于强悍谁也打不过的敌人（如蒙古军），则甚至看似强大繁荣实则危机重重的庞大帝国，也会突然在一片繁花似锦中轰然倒塌。
　　
　　因此可以想见，税赋制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当前尼国简单的税赋制度里也没有埋下什么“亡国种子”。到了王朝中、后期，由于国家中央财政用度攀升，不可避免的要对地方财政和赋税“下手”，将部分地方收入收归中央。而地方在损失税收之后，则必须立起各种其他名目的“加派”，方能保证收入不减，政务正常运转。国家对全体国民节节升高的加税需求，才是“积累莫返之害”的本源。即使不改革税制，国家也会通过开征五花八门的新税种或增加原有税种征收数量来提高收入。比如说，清朝初期“火耗归公”，就是将火耗（多收一部分税银两）这项地方税收归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地方损失了火耗收入之后，又会重新加派新的火耗费用以弥补。从这一点上看，黄宗羲定律虽然是真知灼见，但也只是描述出了历代加税的手段，而所谓的加税“密码”——税制改革可谓“躺枪”，即历代的改革并不是百姓负担加重、国家崩溃的主因，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国家无节制的需求才是。
　　
　　明白了这一点，我便放弃了设计一个“万世税赋体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去寻觅如何防止国家财政崩溃的有效思路，而农业首当其冲，成为尼国当下和今后上千年内最重要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