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9章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 (第2/2页)
还说什么：
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这太“邪乎”了！
而另一部分编辑，则将这篇视作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觉得江弦这写的太好了！
江弦格局太大了，他作为一个成名作家，作品畅销全国，却说：
“写书不是自命不凡的文人的特权，思考也从来不是上位者的权利。”
太牛逼了！
光是这一点儿就让这些编辑喜欢这！
真他妈的喜欢！
用某位编辑的话说就是：
“这写的东西就像老家河里的污泥，不会让你感到肮脏，反而会让你觉得给劲儿，让你觉得痛快。”
“看完以后，我总想朝阳台底下的人群说一句：关你们他娘的屁事儿！”
《花城》毕竟是追求创新，追求实验性的刊物。
而且这还是江弦的。
就算是编辑部内部反对的力量再大，也绝不可能拒绝江弦的稿子。
就在这种背景下，《无主题变奏》在《花城》1986年第六期上发表。
一发表就爆了。
文学界、评论界以及读者方面反响都很大。
《花城》的编辑部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百封信，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军人、警察、农民、打工仔以及精神病人，各种各样的读者到《花城》的编辑部来，和编辑们探讨人生。
毫无疑问，《无主题变奏》这火了。
光用“火”这一个字来形容都算保守了。
《花城》都记不清，编辑部上一次忙活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时候了。
嗯.
好像上一次也是发表的江弦的。
苏晨几乎每天到编辑部，都能听到有关《花城》1986年第六期加印的事情。
时至今日，发行量早已破百万，一百六十多万份，向着两百万份的发行量展开冲击。
这么巨大的发行量，足以在《花城》创下一个新的记录。
而且这个记录还在不断的被自己刷新。
当然了，恐怖的发行量背后，是文学界和评论界对《无主题变奏》这篇的巨大争议。
一向象征文学界官方意志的《文艺报》，这几个月里接连刊登了数十篇对《无主题变奏》的评论文章。
有时候一个版面上，数篇文章竟然全部都是关于《无主题变奏》，并且其中有褒扬有批评，一时间都无法达成同样的论调。
这在文学界绝对是罕见的，也是独一档的。
但如果创造这种堪称数年一遇文学现象的人，是这数年间文学界最耀眼、最有分量的作家江弦。
那这一切就都变得合理起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围绕《无主题变奏》展开讨论的评论文章，作者一抹水文学界、评论界赫赫有名的评论家。
其中有“国字号”评论家雷达的《平庸之世：读江弦“无主题变奏”》：
“江弦放弃了传统的故事叙述方式，可见他摒弃了传统生活的价值观念，选择了对世界的批评而不是批判。
这既指他对世界阴暗面的不满其表达不成体系，亦指他对社会的鄙夷不带有大字报般的火气。
他就是写一个小人物的辛酸和喜悦。
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有着小机智小聪明的年轻人，有血气，有幽默。
有人评价道：‘作者用的是一种粗轮廓勾画人物面貌，细轮廓勾画人的内心的手法。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的写意画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浓烈。’
诚哉斯言。
于是乎，《无主题变奏》便给了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假大空高大全拼命装腔作势也给不了的感觉，江弦没有用说教而是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给予了我们一种切身的体会，主人公对诗人‘现在时’的调侃、对作协老头子们的嘲讽和与老Q无疾而终的爱情，以及对自己最冷酷最幽默的自嘲，像贝多芬交响曲戛然而止的音符颤抖在字里行间。”
除了雷达，文艺界地位举足轻重的阎纲也撰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
“现代社会过着的是一个散文的生活，而非史诗的生活，这是一个平庸之世。
然而平庸不代表庸俗，尽管在平庸之世会有种种庸俗的行为出现。
一个人过着平庸平淡不被激情搅扰的生活，并没有需要恐惧的地方，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益，人的平庸化其实是在慎思之后，收敛自己拳脚，放弃不切实际的激情，安安静静一个人自顾自美丽的生活。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我们没有经过理性来思考我们过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就盲目追随其他人的生活，这就是庸俗”
在高度评价过这篇以后，阎纲又提到了《围城》这篇。
他觉得《无主题变奏》之中嬉笑怒骂的“我”愤世嫉俗，笑骂种种市侩，附庸风雅的行为，非常像钱钟书的《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
只是方鸿渐最终也将自己给绕进围城当中，而“我”似乎还看不出迹象。
《围城》最初在40年代开始连载，当时在上海、香港曾经有人发表评论，不过解放以后，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围城》这样风格的作品，几乎没人问津。
所以别看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在后世声名斐然。
其实在现在，钱钟书和《围城》在大陆仍旧是默默无声。
但近些年，这部忽然在世界产生了影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香港那边儿不断盗印。
国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把《围城》看作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品，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阎纲提到《围城》，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
这部真正再次翻红，还要等到电视剧《围城》的播出。
而在提到《围城》之后，阎纲又提到了一个困扰了中国作家一个世纪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