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寻找新的秩序 (第2/2页)

第二张图表则是阿美莉卡的国际收支情况。
　　
　　年份是1960到1970之间。
　　
　　第三张则是从1968年到1970年的COMEX黄金价格变化情况。
　　
　　“尽管美联储强行将黄金价格定在35美元，但在公开市场上，黄金价格已经被抬高了近12%。
　　
　　国际资本，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告诉世界：美元不值它宣称的价值。
　　
　　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等硬货币，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对美元升值，而阿美莉卡的通货膨胀正在吞噬阿美莉卡民众的储蓄。
　　
　　阿美莉卡内部的怨气不仅仅来自于越战前线士兵们的伤亡，还来自于他们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现在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哪怕像胡佛事件这么恶劣的事件，都没有办法让阿美莉卡民众继续支持越战。
　　
　　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阿美莉卡已经没有能力再同时打一场越战，维持全球的地位，并遵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承诺。
　　
　　白宫，正坐在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金融火山口上。
　　
　　华国现在不是去求得合作，而是以一个救火队长的姿态，去谈判一个对双方最有利的经济秩序。”
　　
　　林燃说完后，把图表撕下来递给对方：“像现在这样的时间窗口一旦错过，也许永远都不会再出现。”
　　
　　赖账一时爽，一直赖账一直爽。
　　
　　等到阿美莉卡明年不遵守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现在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就未必能谈到。
　　
　　华国代表当机立断选择回国。
　　
　　对方走之后，林燃的任务也就只剩下了数学家大会，大会官方邀请他在闭幕式上做总结发言，总结60年代，以及展望70年代。
　　
　　既是数学，又不仅仅是数学。
　　
　　地中海的夕阳将金色的余晖倾泻在尼斯市议会宫的大会堂内。
　　
　　今年的数学家大会和往年不一样，格外的漫长。
　　
　　往年也就十天左右，今年整整开了一个月。
　　
　　其实这也是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
　　
　　就为了满足林燃和华国之间的谈判，数学家大会就延长到了一个月，来参会的数学家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大家调侃，就当是在尼斯这个地中海地貌的地方度假了一个月。
　　
　　大厅内，近三千位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数学家们坐在深红色的折迭椅上。
　　
　　年轻的后辈们正激动地与大师们握手，大家需要社交，需要从大师那获得灵感，在数学领域问题远比答案更重要。
　　
　　不想社交、不用社交的大佬们则坐在角落里，时不时安静地交流两句。
　　
　　主席台上，一块巨大的黑板被擦得干干净净，仿佛象征着所有证明在这一刻已暂时搁笔。
　　
　　主席皮埃尔站起身，走到了麦克风前。
　　
　　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环视全场。
　　
　　随着他的起身，大厅内的交谈声如潮水般缓缓退去，最后只剩下空调机轻微的噪音。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行们，在过去的三十天里，这片蔚蓝海岸不仅沐浴着地中海的光芒，更被人类智慧最耀眼的光芒所照亮。
　　
　　我们见证了巴克对数论中超越性的精妙突破；我们赞叹于广中平祐那如同建筑般宏伟的奇点消解理论；我们追随诺维科夫那令人敬畏的拓扑学之旅；我们更折服于汤普森对有限群分类的深邃洞察。”
　　
　　这是今年四位菲尔兹奖得主。
　　
　　他的目光转向左侧，那里坐着几位年轻的获奖者，他们谦逊地向听众微笑。
　　
　　“我们在这里，庆祝四位菲尔兹奖得主跨越旧有界限的勇气。
　　
　　但我们更应该庆祝，我们所有人都跨越了边界。我们穿越了国界，穿越了语言的障碍，穿越了代数与几何、离散与连续之间的鸿沟。
　　
　　我们坐在同一片星空下，手握共同的火炬，对真理永恒的追求。”
　　
　　皮埃尔双手轻放在演讲台上，接着说道：
　　
　　“然而，当我们即将离开尼斯，回到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研究所时，请记住，数学不仅存在于抽象的空间里，它也存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纷乱的世界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我们有能力将人类送上月球，但我们还未能解决地面上的饥饿与冲突。
　　
　　在某些地方，我们的学生正在街头要求变革与和平。
　　
　　而我们，数学家，绝不能将自己隔绝于世界的噪音之外。
　　
　　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考，我们对事实不妥协的坚持，正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解药。
　　
　　让我们的思考不再只是象牙塔中的游戏！让我们的智慧服务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去解析混沌，去寻找和谐，去构建一个更理性的未来。
　　
　　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责任，也是我们对青年一代的承诺。
　　
　　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教授为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发言，以及四年后，我们温哥华见。”
　　
　　最后，他深深鞠躬后，向台下伸出手作邀请状。
　　
　　“大家好。”
　　
　　林燃只是这么短短一句，台下就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影响力在此刻几乎凝聚成了实质。
　　
　　台下的记者们知道没有提问环节，但他们还是把手高高举起，试图从林燃这得知谈判的最新消息。
　　
　　“无论世界如何喧嚣，真理与逻辑，永远是我们共同的庇护所。
　　
　　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无法摧毁我们脑海中的想法。
　　
　　我的好友格罗滕迪克因为战争的缘故拒绝前来领奖，此刻他正在安南讲学。
　　
　　我的另一位好友史蒂夫·斯梅尔更是积极参与反战行动，而被阿美莉卡国会调查。
　　
　　台下有安南裔的学者范廷义教授，他更是对故土的战争感到关切，希望能够和平结束。
　　
　　我的前辈们则呼吁我，认为我不应该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政治和航天上，他们觉得我的天赋如果放在数学上，也许早已完成了伦道夫纲领的验证。
　　
　　尤其是我的导师西格尔教授，他更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我能做到数学上的统一，能够为不同数学间架起桥梁，能够开创新的数学。
　　
　　但我想，数学不仅仅只是数学。
　　
　　我在过去的六十年代，将数学应用到了很多领域，就像刚才皮埃尔主席提到的那样，我们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数学构建起了整个阿波罗登月的地基和骨架。
　　
　　如果没有微分方程和数值分析，我们得不到地月转移轨道的精确解。
　　
　　如果没有卡尔曼滤波，我们没有办法在有限的计算资源下，准确地知道飞船在太空中的位置。
　　
　　如果没有傅里叶分析和香农信息论，我们做不到让地球的声音准群穿过空间的距离，让飞船上的宇航员听到。
　　
　　数学是如此的无处不在。
　　
　　在座各位又是如此的重要。
　　
　　我想数学家们不仅仅要关注逻辑的世界，还可以关注现实世界，可以把自己所学应用在现实上，我相信现实也会给大家令人满意的回报。
　　
　　比如四年前的数学家大会上，我提出了可以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四色问题，前年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学者们先后用计算机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实世界的成果同样能够反哺理论世界。
　　
　　我不仅想要架起不同数学世界之间的桥梁，我同样想要能构建起从理论世界到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
　　
　　希望各位也能分一些精力到相关工作当中。
　　
　　最后我想谈谈和平，今年在尼斯，我见到了华国方面的代表，过去我和苏俄代表开展过会谈，半年前和北越的代表展开过围绕着和平的畅想。
　　
　　后来我没能阻止战争，北越在媒体上把我宣传成忽悠他们的战争贩子。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只是白宫的工作人员，我不是白宫的主人，我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决定。我想，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
　　
　　我的角色是绘制地图，设计路线，评估风险，但最终选择走哪条路的不是我。
　　
　　我被赋予了责任去谈判、去沟通，但没有被授予最终的权力去停止流血。
　　
　　这种内在的矛盾，是我在现实世界中必须承受的重压。
　　
　　而数学世界，就是我寻找内心平和的避难所，它是我内心的瓦尔登湖。
　　
　　现实世界让我感到苦恼，数学世界让我内心平静，我知道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我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
　　
　　因为，在政治中，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你拥有全部权力，而是因为你参与了过程。
　　
　　最近，我也和英格兰、法兰西、东西德意志的政治家们都展开过讨论。
　　
　　他们都在寻找一个稳定、持久的欧洲架构。
　　
　　他们所追求的，与我们所追求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再次发生，不希望第四次世界大战像爱因斯坦先生所预言的那样，人类是用木棍和石头在打仗。
　　
　　我们都寻找一个平衡，让未来可以被预测，而不是被意外主宰，寻找一个和平的未来。
　　
　　哪怕有一百万种未来的时间线，只有一种是和平贯穿始终，那我也想找到他。
　　
　　我们都在试图从混乱中提取秩序。
　　
　　各位，我想，你们在未来可以尝试着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将数学用在各个领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我们共同为可能的和平未来努力。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为和平做出努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