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5章 孤魂野鬼的悲鸣 (第2/2页)
但他很快想到了冷战奠基人的头衔,想到了美元危机的威胁,以及越战这个无底洞。
最终,对伟大历史遗产的渴望,压倒了对短期政治风险的恐惧。
本身历史上他也做出了选择,尼克松选择了和解,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这个时间线,面对着更大的蛋糕,他做出相同的选择。
这蛋糕可比原时间线的蛋糕要大得多。
尼克松猛地一挥手,眼神中流露出决绝:“够了!如果这场对话能让我们摆脱泥潭,能让我们获得对苏俄的战略优势,能让我们解决美元危机,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看向基辛格,授权道:“亨利,你继续负责和燕京的秘密渠道沟通。
我们的底线是,只要他们愿意参与到经济整合方案中来,我们将展示出最大的诚意。”
尼克松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林燃身上,眼神中充满了对执行者的托付:“教授,你继续提供你的战略构想和技术细节。
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可以做一定的让步。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僵局,而是一个能够落实的、改变世界的方案。
现在,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尼克松的话语,彻底宣告了白宫最高层战略焦点的转移。
华盛顿,乔治城。
一家名为燕京宫的中餐厅,以其对国会山和国务院高官的私密服务而闻名。
这是整个华盛顿最高档的中餐厅。
此时的时间已经是11月的第一天,一个阴沉的周二下午。
陈文德,三十四岁,情报分析科秘书,正襟危坐在餐桌旁。
他的身边坐着的是他的上司,参事高明远。
两人对面坐着的是刘锴,他们的顶头上司,在华盛顿的负责人。
刘锴其人,顾维钧担任邓巴敦橡园会议华国代表团团长的时候,他在其中担任助理职位,顾维钧拜访英格兰代表团团长哈法兰克爵士的时候,他在现场。
顾维钧拜访国务卿史泰丁尼斯,后来史泰丁尼斯邀请顾维钧去自己在维吉尼亚州的农场时,刘锴也在场。
这是刘锴从事外交工作的第四十个年头,也是最让他窒息的年头。
“文德,那份《纽约时报》的社论,你再给我讲讲。”刘锴没有看菜单,只是捏着手中的冰水杯,发出沉闷的声响。
刘锴千里迢迢从纽约赶来华盛顿,不为别的,为的就是现在越来越糟糕的形势。
这种形势让他感到无法呼吸,华盛顿、燕京、香江、Taipei
来自各方的压力,他现在就是风暴的中心人物。
“是,代表。”陈文德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他知道上司的上司问的什么。
那篇报道,在整个条线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纽约联合国总部,10月17日,联合国大会将于明日上午开始就华国问题展开辩论,131个成员国的立场如此接近,以至于现在预测辩论结果仍然是不可能的。
《纽约时报》昨晚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明天进行第一次投票.”
“有白宫官员私下表示,他们不应该再秉持着和前比利时属刚果和上沃尔特地区一样的立场,他们不应该成为障碍,他们应该主张邀请.”
(原历史中,1971年10月18日的纽约时报,其中刊登了由亨利·坦纳的报道,其标题为《联合国在华国辩论前夕出现严重分歧》
其中提到了阿美莉卡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张邀请华国加入联合国,此时离1971年10月25日仅仅只有7天时间)
刘锴打断了他,声音低沉得像叹息:“不用说出来。
我收到了一份来自联合国代表团的报告。
他们说,阿美莉卡代表团在非洲盟友面前,游说的力度降了不止一个等级。
过去,他们是强硬派,必须把票投给我们;现在,他们只是说,请考虑自由世界的利益。”
陈文德的心脏猛地一抽,这是他过去不知道的内情。
联合国席位是他们的生命线,失去它,他们将失去正式身份,将沦为国际上的孤魂野鬼。
这之间的差距可太明显了。
外交辞令这一套就是欧美先玩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细微差别中蕴含的深意,甚至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细微差别,而是天差地别。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短短两个月时间没有见到刘锴,对方苍老了这么多。
“他们希望我们接受,让也进入联合国。
这是试探,也有可能是抛弃的前奏。”高明远叹气道。
刘锴放下水杯,他用一种被背叛的语气说道:“如果是在杜鲁门时代,这种试探会被看成是对盟友的侮辱。
但现在,白宫对过去叙事的厌倦,已经写在了脸上。
我们遇到了最糟糕的时代。”
刘锴压低声音,透露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上周,我通过私人渠道接触了国务院的亚洲事务助理副国务卿。
我询问他的立场,他回答说,‘在教授的战略蓝图中,亚洲需要一个全新的安全架构,基于经济互赖而非意识形态隔离’。
他甚至提到了亚洲经济整合,以及我们在其中的技术价值。”
高明远呼吸沉重,很想骂人,要不是知道这里是华盛顿,他已经要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怒火了:“技术价值?代表,我们是政治实体,不是一个工厂!这简直是”
“是出卖,明远。”刘锴替他补完了那个冷酷的词,“你想的是对的。
教授所倡导的一切,都是用效益和利润来取代意识形态和忠诚。
他用一个更宏大、更诱人的经济蛋糕,来转移阿美莉卡和国际对越战的道德指责。
在这场交易中,我们过去所仰仗的已经贬值了。”
“教授为什么对我们有着如此之大的恶意?”陈文德低声道,像是在寻找答案。
刘锴幽幽道:“教授没有恶意,他不是针对我们,他甚至不会把我们视为恶意的对象。
他只是在计算。
他是一个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认效率和最终利益的数学家。
教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美莉卡。
他的战略构想,是阿美莉卡利益的最大化,而所有不能融入方案的阻碍,都会被清除或替换。
我们最大的无奈在于,现在的总统是尼克松,他同样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之间交流起来太过于轻易,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障碍。
过去我们对他所有的感情期待,所有的民族认同感,都是一厢情愿的、致命的幻想。
在他眼里,我们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符号,一个可被交易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