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需要跨越这道从有到好的鸿沟 (第1/2页)
“这个事，李校长亲自提的，希望由你来做第一任社长。”
“我们复旦也需要自己的《未名湖》。”
祁连山言辞凿凿。
《未名湖》在1979年具有广泛文化象征意义。
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
北大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始终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精神旗帜，学生刊物如《新青年》《新潮》等天然承载着社会批判与文化革新的使命。
《未名湖》作为1978年复校后首个学生文学刊物，延续了这种“以文载道”的传统。
最关键的是，其发刊词由茅盾题写，创刊初期便吸引了张承志、海子等先锋作家参与。
复旦的历史脉络则不同。
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时强调“服务社会”，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世致用”学风，复旦学生更倾向于将才华投入实践领域。
例如，1980年代复旦学生创办全国首个大学生咨询公司，1990年代《复旦人周报》以“经营为体，文化为魂”为口号，整合四份校刊资源转型为市场化媒体。
这种务实传统使得复旦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社团活动，如辩论队、天文协会而非纯文学刊物表达自我。
历史基因与文化土壤的差异、管理模式与资源分配的制约、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分流、制度设计与社团生态的差异等，
都影响着复旦是否能够办出来个像《未名湖》一样的杂志，
许成军在桌沿轻轻敲了两下，没立刻接话。
这个校刊他是想办的。
很早之前就想过。
他没想着弄什么民主自由高地。
他也没想着要像北大一样吸引一群“精神贵族”。
而是，办一份能把自己的理念传递出去的文学刊物。
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靠他写那几篇作品不当事。
只有把理念传出去，影响更多人。
才有可能实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设想。
没错，就是设想。
他设想的中国当代文学——拥有极为丰富的作品。
以文学主体性的建构为根基，而非止步于对外国文学成果的译介、摹仿与移植。
立足汉语的独特肌理与文化基因，穷尽文学范式的可能性。
把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的作品都用汉语写出来。
从现实主义对人间烟火的精细镌刻，到现代主义对精神的深度探索，再到后现代主义对叙事边界的解构与重构，都需在“中国语境”中完成本土化的创造。
不管三七二十一，饱和式写作，全面描写当代中国人物和社会。
直面当代中国的社会与个体境遇：既写都市霓虹下的生存焦虑，也写乡土变迁中的文化阵痛。
既写精英群体的精神困境，也写平凡人物的生命韧性。
这种书写无关“主义”的刻意站队，只关乎“真实”的极致抵达。
让文学成为时代的全景式镜像，让每一种生存状态都能在文本中找到对应的栖居地。
把已有的、能想到的路都走一遍，多走几遍，走成轻车熟路，让作品不仅数量无限，而且种类众多。
也只在这样的生态中，新文学的萌芽才得以孕育，“何为好的文学”的讨论才具备真实的语境。
当“脱颖而出”不再依赖外部的扶持、标签的加持或资本的助推，品质便成为唯一的通行证。
此时。
当代文学的方向、趋势与出路，不再是悬空的思辨，而是从“丰沛生态”中自然生长的必然——要在海量作品中建立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必需以“真”破“假”：拒绝悬浮的叙事、空洞的抒情与刻意的猎奇，让文学的力量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人性的真诚观照。
在后世，文学评价仍深陷“以‘有’代‘好’”的逻辑困境。
我们常以“年轻作者”的身份为青涩辩护，以“女性作家”的标签为叙事赋魅，以“方言书写”的形式为价值加码，或以“边疆/丛林”的题材为独特性背书——
这些附加的定语，看似为“好文学”找到了论证依据，实则暴露了文学本身的底气不足。
本质上，这仍文学供给不足时代的思维惯性：用存在的合理性掩盖品质的局限性，用标签的稀缺性替代文本的内核力。
我们总在为“某类作品的存在”欢呼，却回避“这类作品是否足够好”的追问。
或者并非不愿追问，而是供给的单薄让追问失去了参照系：当某一题材、某一风格的作品仅有零星几部存在本身便成了“好”的替代品。
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成熟，恰恰需要跨越这道“从‘有’到‘好’”的鸿沟。
这当然是笨办法，但是能解决问题的就没有简单的。
让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再局限于农村那点事。
写出来、写出去。
这一切都不只是许成军一个人完成的。
来到这个1979，总该做点啥吧？
从复旦校刊开始？
阳光透过章培横办公室的木窗，在稿纸上投下梧桐叶的碎影，他望着祁连山眼底的期待，忽然笑了。
“祁书记，办文学社、出期刊是好事，复旦的学生该有个自己的阵地。但要办，就得办出复旦的样子——不能跟在北大《未名湖》后面学步，也不能成了没人看的‘空架子’。
我们复旦讲‘经世致用’，文章应该立足社会发生发声，去探索文学的边界，反应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之间社会的不同，创改开以来文学之新声。”
这话一出口，祁连山和章培横都愣了愣，随即又都笑了。
章培横端着搪瓷缸点头：“我就说这小子有想法，没让你失望吧？”
他也是诧异，这小子居然没急着拒绝？
在他印象里，许成军情商极高，但目的性极强。
这次这小子是什么目的？
祁连山放下茶缸，身体往前倾了倾：“你尽管说，只要是为了杂志好，校团委这边能协调的，绝不含糊。”
“那我就直说了。”
许成军坐直身子，语气里没了之前的随意，多了几分做事的笃定。
“第一，选题得有自主权。”
他点了点桌角的《诗刊》，“不管是写校园里的梧桐道，还是聊《收获》上的新作品，甚至偶尔谈两句对‘改革里的人心’的观察，只要不碰红线，编委得能自己定。不能今天校里说要登个会议通知，明天又要加篇表彰稿。那样的杂志，学生翻两页就扔了。”
祁连山眉头微挑，右手藤椅扶手上摩挲：“这点得有个度。校里不是不放心你们，主要是怕年轻学生把握不好分寸。我看这样，配个指导老师怎么样？就找中文系的老教授，比如……”
“指导老师可以有。”
许成军立刻接话，却没给祁连山把话说完的机会。
“但老师只做建议，不干涉最终决定。比如稿子写得‘偏个人’，老师可以说‘或许能更贴近校园些’，但不能说‘这稿子不能登’。您想，北大《未名湖》能火，不就是因为学生敢写真想法吗？复旦要办，就得有这气度。”
这话戳中了祁连山的心思。
这些年复旦在校园文化上总被北大压一头，校领导早就想找个机会扳回一局，许成军这话，正好说到了他心坎里。
他沉默几秒，突然拍了下大腿：“行！就按你说的来！指导老师我去协调，就找教现代文学的李老师，他懂学生，肯定不会瞎干涉。”
许成军抬头看了看祁连山，又看了看章培横，“祁老师，看我师兄咋样？”
章培横：“.”
祁连山：“.”
俩人互相看了一眼，祁连山忽然点点头：“章教授愿意的话，自然是没问题。”
章培横有度，这是祁连山知道的。
校领导也不会怕他乱来。
“我不愿意。”
章培横回答的斩钉截钉，义正言辞。
“但是我这有个人选——”
许成军和祁连山同时看向章培横。
“朱邦薇。”
祁连山脑海里闪过朱邦薇的信息，不由得点点头。
朱老的孙女，复旦的自己人。
跟许成军和朱老门下都有联系，是个很好的人选。
“我觉得可以，回头我跟领导提一下，问题不大。”
许成军心里松了口气，面上却没露出来，接着说第二件事：“第二，得有实打实地支持。”
“办杂志不是光靠笔杆子就行。得有个小场地吧？不用大，能放几张桌子堆稿子、放印刷品就行，淞庄或者三舍附近的闲置房间都行；还有印刷，校办不是有印刷厂吗？能不能协调点配额，初期不用多，一期印五百册，先在校园里传，后续要是反响好，再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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