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八音盒》 (第1/2页)
一大早，陈邓科就拨通了许成军的电话。
信号是从楼下那间老旧的公用电话亭传过来的。
如今这点通话费，对许成军来说早已不成问题。
电话里，陈邓科先带来了好消息。
《红绸》在《清明》创刊号上反响热烈，首印50万册已全部售罄，且销量仍有上涨势头。
这一成绩甚至打破了《收获》复刊第一期的首印纪录！
紧接着，他又问及许成军是否有新的创作想法，顺带说明了《清明》第二期连载《红绸》的相关安排。
要知道，《红绸》全篇30万字，《清明》创刊号根本无法一次性刊载完毕。
当时杂志一期的容量大概在20-25万字，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只连载《红绸》。
若真那样，其他作者的作品便没了版面，杂志俨然成了许成军的“一言堂”。
这显然不现实。
许成军还没那么大脸。
饶是如此，《红绸》能获得两期连载完的机会，也是许成军顶替了陈邓科与肖码合作的《破壁记》。
通话末尾，两人少不了一番寒暄。
许成军凭借多年在“体制内”摸爬滚打练就的娴熟分寸，与陈邓科打起官腔来，竟是不分伯仲。
电话那头的陈邓科也是一阵咂舌。
神他么的20！
中午午休时，许成军就被收发室王师傅的敲门声惊醒。
老人生怕打扰其他学生，压低了嗓门却难掩激动：“许同志！快！军区的加急电话，说是有重要通知！”
许成军揉着眼睛跑到传达室，拎起布满锈迹的听筒，里面传来熟悉的电流声，紧接着是NJ军区文化部干事沉稳的声音：“是许成军同志吗？经总政文化部研究决定，《红绸》将作为全军思政教育推荐读物，下发至各基层连队组织阅读。
后续《人民前线》报会连载全文，还会配套开展‘读《红绸》谈使命’的征文活动，想请您抽空撰写一篇创作谈，方便战士们更好理解作品内涵。”
“全军组织阅读？”
“没错！“
“之前不是已经说是组织阅读一次了么？”
“哦，那一次只是我们军区，现在影响持续扩大，惊动了军W。”
挂了电话，他刚想回宿舍整理思绪，裤兜里的钢笔还没揣稳，传达室的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陈登科。
还是陈邓科。
老陈这次多少有点不淡定。
嗓门比平时高了点，隔着听筒都能感受到他的兴奋：“成军！好消息！总政文化部刚给我们发了函，要加印五万册《清明》创刊号，专供部队！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红绸》要走进全军每一个哨所、每一座军营了！”
“我有钱么？”
“呃，文化人提什么钱不钱的！”
“这是荣誉！”
“对，这就是荣誉！”
许成军笑着应下，刚挂了电话，就见苏曼舒抱着一摞课堂笔记跑过来，米白色的围巾上沾着点桂花香：“成军！你快看！
我爸刚才从系里回来，说NJ军区给复旦发了感谢信，特意提到《红绸》是‘新时代军旅文学的鲜活教材’，还催你去部队采风呢！”
她举起手里的信纸，上面“许成军同志创作的《红绸》，以细腻笔触刻画军人的家国情怀，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生动范本”的字样，被苏教授用红笔圈得醒目。
中午吃饭的时候。
许晓梅拎着个帆布包冲过来，辫子上的蝴蝶结晃得人眼晕：“哥！哥！我刚在宿舍楼下听见广播，说你的《红绸》要全军阅读！
我们宿舍其他室友都羡慕哭了，说‘你哥也太厉害了，写的连部队都要学’！”
许晓梅说着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大哥许建军从前线寄来的信：“对了！大哥也来信了！他说在连队阅览室看到了《清明》创刊号！”
许成军接过信，大哥的字迹比以前潦草了些，却依旧有力：“成军，连队里现在天天组织读《红绸》，有个新兵读哭了，说以后也要像黄思源那样，守好祖国的边防线。你这写得好，比我们讲十遍大道理都管用。”
《红绸》的叙事结构和故事的真情实感让其在这个时代无限的展现其魅力。
尽情的期待《清明》第二期吧。
第二期，连载结束，清明单行本也就不远了。
晚上，许成军再一次钻到了图书馆。
《沪上文学》茹大姐已经催稿两三次。
他因为除了写作的事一直拖着，这周也该把这篇中篇写的差不多了。
他本想写篇轻快的校园故事。
可白天南京军区的电话、大哥许建军的信，还有陈登科那头“全军传阅”的喜讯
让他满脑子都是“时代与个人的牵绊.
反倒想起前阵子在淮国旧淘货时，听一位老工人说的红旗机械厂往事。
那老工人姓陈，鬓角斑白，当时正蹲在旧机床旁擦零件，手里攥着个印牡丹的铁皮盒子，说“这是1950年上海产的八音盒，我闺女小时候最稀罕”。
许成军当时还凑过去看，盒盖里的《茉莉花》旋律早就哑了，却透着股过日子的温乎气。
现在想来，那盒子里藏着的，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
就像《红绸》里黄思源的木梳，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这八音盒里，
彼时的上海，
红旗机械厂刚接到通知，
那是她父亲，工厂的后勤科长，年年评“劳动模范”，车间里谁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陈科长待人和善，连扫地的大爷都给递热水”。
可陈招娣心里却揪着。
她年幼不懂事，
她趁着父亲要搬新宿舍，主动提出帮着收拾旧物。
父亲的铁皮箱里，除了泛黄的“劳动模范”奖状，还有个熟悉的物件——正是那只印着牡丹的铁皮八音盒。
1958年她十岁生日，父亲攥着这盒子，手心里全是汗，说“托人从上海百货商店抢的，国产的，比洋货结实”。
当时她抱着盒子听《茉莉花》，连睡觉都揣在怀里，后来搬家时不小心摔了次，旋律就哑了，父亲还蹲在灯下修了半宿，说“等闺女长大了，咱们再买个新的”。
陈招娣摩挲着盒身的牡丹纹，忽然发现底座松了——许是当年摔的那下没修好。
她找了把小螺丝刀拆开，想把松动的螺丝拧紧，却触到了张硬纸片——
不是零件，是张泛黄的通行证，姓名栏写着“陈阿福”，日期是1943年。
更让她手脚冰凉的是，通行证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名字，旁边还画着个小小的“×”，她猛地想起前几天老邻居王桂英找审查小组时说的话：“1943年，我男人，他是地下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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