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浪潮之下科发院诞生 (第2/2页)
那天晚上，我拉着老赵去了学校门口的“老杨饭馆”，点了他爱吃的红烧肉，还开了瓶二锅头。酒过三巡，老赵的眼眶红了，他夹了块肉放进嘴里，含糊地说：“鹿鸣，你还记得2006年那个机械厂不？他们要搞设备改造，担心咱们的技术不行，我带着张教授在工厂蹲了半个月，跟着工人一起调试，手上磨的泡现在还有疤……”“我记得。”我给老赵满上酒，“还有2007年，横向经费紧张，你跑了十几个企业，拉来三百多万，救了急。”“可现在呢？”老赵把酒杯往桌上一墩，“说我学历低，跟不上趟了。李明是博士，可他知道跟工厂老板怎么打交道吗？知道工人师傅要的是啥吗？”
我没反驳，只是把自己的杯子跟他碰了一下：“老赵，科发院要做大事，不能只靠老经验，也不能只靠高学历。李明需要学怎么跟企业打交道，你也能帮他——我跟程院长建议，设个‘资深项目顾问’岗，你带带李明，发挥你的经验，行不行？”老赵盯着酒杯里的酒，半天没说话，最后点了点头。
科发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考”，是2009年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申报。机械学院的李教授申报“大型数控机床智能化改造”，初稿里的技术路线写得像流水账。我让王磊拆解读指南，李明帮着改材料，自己则带着李教授去企业调研。那天老赵也跟着去了，他跟企业的总工拍着肩膀聊天，几句话就摸清了对方的需求：“他们要的不是多先进的技术，是能马上用在生产线上的，故障率要低。”
这句话点醒了李教授，他重新调整了技术路线。答辩前一周，王磊组织了模拟答辩，老赵坐在底下当“评委”，提的问题全是企业会关心的：“设备调试需要多久？后期维护怎么保障？”李教授一开始答不上来，老赵就教他：“你跟他们说，咱们派技术员驻场三个月，有问题随叫随到，他们就放心了。”最后这个项目不仅获批，还拿到了八百万经费——这是江大在先进制造领域拿到的最大一笔支撑计划经费。那天李教授拉着陈建军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多亏了你们，不然我这项目早就黄了！”
可热闹背后，问题也慢慢冒了出来。八名职员要管三十个人的文件流转、会议记录、数据录入，综合信息办的小王刚毕业，每天要收二十多份文件，还要维护科研系统。有次他连续加班一周，发烧到三十九度，抱着电脑去医院输液，一边输液一边录数据，最后实在撑不住，递交了辞职报告。我去送他的时候，小王红着眼睛说：“鹿科，我想好好干，可我真的熬不住了。”
更头疼的是层绩问题。“院长—处长—科长—科员”四级架构，信息传递慢得像蜗牛。2010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调整，程院长开会传达后，处长再跟科长说，科长再跟科员说，等传到院系的时候，只剩下三天准备时间。有三个项目因为材料没来得及改，直接错过了申报，程院长在会上发了火：“你们这是在耽误学校的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跟程院长建议：“得简化层级，不然以后还会出问题。”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我翻看着科发院成立以来的文件，从竞聘时的简历，到项目申报的材料，再到老赵带李明跑企业的记录，突然觉得，这场变革就像一艘在浪里行的船，有顺风的时候，也有触礁的时候，但船上的人，都在使劲往前划。
2014年底，我被提拔为高新与基地处副处长。任命下来那天，他请王磊、李明、老赵吃饭。王磊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李明也成了项目管理的骨干，老赵则成了“金牌顾问”，带出来的年轻人都能跟企业顺畅对接。“当初来科发院，没选错。”王磊举起酒杯，“跟着陈科，有奔头。”老赵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咱们科发院，会越来越好。”我看着眼前的几个人，想起200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想起李教授失望的背影，想起老赵红着眼眶说“我懂企业”，突然觉得，这场变革不是简单的“换牌子”，而是一群人在时代浪潮里，一起成长，一起把一件事做好。
八年后，我已经成了科发院的副院长。办公室里的风扇换成了空调，职员数量增加到十五人，层级也简化成了三级。每次新来的同事问起科发院的历史，我都会拿出当年的那份分析报告——王磊写的，纸页已经泛黄，却还带着当年的热血。“你们看，”我指着报告上的字，“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起点。一群人，一件事，慢慢干，就成了。”
2008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科技管理工作正经历一场“破茧式”变革。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战略倾斜、高校科研实力的井喷式增长、产学研协同的迫切需求，像三股强劲的浪潮，推着全国高校的科技管理部门从“小作坊式”的科技处，向“集团军式”的综合管理机构转型。我们学校也踩准了这波节奏——2008年9月，原科技处正式“升级”为科学技术发展院（挂国防科技研究院牌子）。这场变革不是简单的“换牌子”，而是从机构架构到人员配置的“脱胎换骨”，我作为当时高新技术与基地处的科长，全程亲历了这场充满热血与矛盾、成长与挑战的转型，也见证了一群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2008年前后的高校科技处“升级扩容”，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科技管理的一次“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学校科发院的转型，有“专业分工提升效率”的喜悦，也有“人事矛盾、层级冗余”的烦恼；有“外部门争相入职”的荣耀，也有“职员超负荷离职”的无奈。但这场变革，让我们看清了一个道理：高校科技管理部门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既要懂政策、管项目，也要懂老师、懂企业；既要“分工精细”，也要“协同高效”；既要“高学历年轻化”，也要“尊重老资格、发挥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