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大学里的那些事 (第1/2页)

一、职称评聘：时间、资源赛跑的攻坚战
　　
　　“今年正高评审结果出来了，还是没我。”文学院的周明教授捏着手机，指尖泛白。这是他第三次冲击正高职称，47岁的年纪，鬓角已爬满银丝，书架上堆着厚厚的课题申报书和论文手稿，可“教授”前面那顶“正高”的帽子，依旧遥不可及。在大学里，评上正高绝非易事，它像一座陡峭的山峰，无数教授背着科研、教学的重担，在山间艰难跋涉，不少人走了十年甚至更久，仍未抵达山顶。
　　
　　大学评正高，首先难在“名额的僧多粥少”。和中学不同，大学虽有正高岗位，但竞争激烈程度远超想象。重点高校的正高比例通常控制在教师总数的15%以内，普通本科院校也多在10%左右，而双一流高校的热门学科，比如计算机、临床医学等，正高名额更是“一票难求”。
　　
　　理学院的***教授深有体会。他们学院有60多名教师，每年正高名额最多2个，去年申报的就有8人，其中不乏主持过省级课题、发表过多篇SCI论文的资深教授。“我们学院有位老教授，55岁了，连续五年申报正高，每次都卡在最后一轮。去年评审结束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说‘可能这辈子都评不上了’，听得我们心里发酸。”***说，名额少还不算，有些学科还会受“岗位饱和”限制，比如某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正高教师已占比20%，近几年几乎没新增名额，年轻教授只能“排队等退休”。
　　
　　比名额更难的，是“科研成果的高门槛”。大学评正高，省部级课题早已是“基础配置”，国家级课题才是“硬通货”——要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简称“国社科”），要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国家科”），而且必须是已结题项目，参评人还得是主持人或核心参与人（通常要求前两位）。这对大学教授来说，简直是“一场持久战”。
　　
　　文学院的周明教授，为了拿中国家社科课题，前前后后准备了五年。第一次申报时，他选的“近代白话小说语言研究”课题，评审意见说“研究范围过窄，创新不足”；第二次调整方向，聚焦“新媒体时代文学传播研究”，又因“实证数据不足”被驳回；第三次，他带着团队跑了六个省市的图书馆，收集了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还做了2000份问卷调查，熬夜修改申报书12版，才终于拿到中国社科青年项目。可课题结题更难：三年里，他既要给本科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带4个研究生，还要挤出时间写研究报告，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电脑前核对数据。“有次为了赶结题报告，我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最后直接在办公室晕倒了，被同事送到医院输液。”周明苦笑着说，即便这样，结题时仍有评委提出“部分案例分析不够深入”，他又花了两个月补充研究，才勉强通过。
　　
　　论文要求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文科教授需要发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或国内顶刊，理科教授则得靠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而且影响因子（IF）有明确标准，双一流高校要求IF≥5，普通本科院校也得≥3，有些学科还要求“至少一篇顶刊论文”。
　　
　　理学院的李娜教授，研究方向是纳米材料，为了发一篇IF=6的SCI论文，她和团队在实验室泡了整整两年。实验初期，合成的纳米颗粒总是达不到预期尺寸，她带着研究生反复调整温度、压力参数，光是失败的样品就装了十几个箱子。好不容易做出合格样品，数据分析又出了问题，她专程去上海交大找专家请教，来回跑了四趟，才解决技术难题。论文写好后，投给国际期刊《纳米快报》，又经历了三轮审稿，评委提出了23条修改意见，她逐条修改，光回复信就写了5000多字。“收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在实验室哭了，不是因为高兴，是觉得太委屈了，这两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李娜说。
　　
　　更让教授们头疼的，是“学术影响力的隐形要求”。评正高不只是看成果数量，还要看同行认可度——比如是否担任国家级学会理事、是否主持学术会议、是否有国外高校访学经历，甚至是否有横向课题（企业合作项目）的转化成果。这些要求，对缺乏资源的普通教授来说，如同“空中楼阁”。
　　
　　商学院的王浩教授，教学口碑极好，还主持过一项中国国家社科课题，发表了3篇SSCI论文，可连续两次评正高都没通过。评审反馈说“学术影响力不足”——他没主持过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没海外访学经历。为了弥补短板，王浩主动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申请访学名额，光推荐信就写了8封，还自费承担了10万元生活费。访学期间，他既要听课、参加学术研讨，还要远程指导国内研究生，每天只睡4个小时。回国后，他又牵头举办“中国企业管理创新论坛”，拉赞助、邀请专家、安排议程，忙得脚不沾地。“为了评正高，我把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还欠了朋友不少人情。”王浩无奈地说。
　　
　　最让教授们寒心的，是“资源倾斜下的公平缺失”。大学里的院领导、校领导，往往手握更多资源——更容易拿到国家级课题的“推荐名额”，发表论文能通过“学术人脉”走捷径，甚至能以“项目指导者”的名义挂名核心成果，挤占普通教授的名额。
　　
　　某医学院的副院长赵刚，去年申报正高时，材料里写着“主持过自科课题1项、发表SCI论文5篇（IF总和28）”，可医学院的教授们都知道，赵刚每天忙着开会、接待、跑行政，很少进实验室。有年轻教授透露：“他的国自科课题，其实是下面的副教授牵头做的，他就挂了个主持人的名；论文也是研究生写好后，他加上通讯作者的名字。去年他的课时量才20学时，连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却凭着‘领导身份’通过了初评。”虽然最后因“学术成果真实性存疑”被举报，评审资格被取消，但这样的案例，还是让普通教授们倍感无力。
　　
　　周明教授今年又提交了正高申报材料，他的国社科课题顺利结题，还发表了2篇SSCI论文，甚至主动申请去乡村中学做“文学普及讲座”，弥补学术影响力的短板。“我知道很难，但我还想再试一次。”他指着书架上的教案说，“我教了20年书，带了30多个研究生，不只是想要个正高头衔，更想让自己的学术成果被认可，让学生觉得‘跟着周老师做研究，值’。”
　　
　　大学教授评正高，难在名额的激烈竞争，难在科研成果的严苛标准，难在学术影响力的隐形门槛，更难在资源倾斜下的公平困境。无数像周明、李娜、王浩这样的教授，在教学与科研的夹缝中挣扎，在一次次失败后仍选择坚持。希望有一天，评正高的制度能更贴合大学教授的实际——少一些“唯课题、唯论文”的硬指标，多一些对教学质量、学术情怀的考量，让真正潜心治学、热爱教育的教授，能跨过这座“高山”，收获应有的认可。
　　
　　二、大学不是“加长版中学”：教学与科研该侧重那个
　　
　　我们科发院的调研团队，在院领导的安排下去相关学院去调研座谈时，机械工程系的李老师拿出两张课程表，指尖在密密麻麻的课程格子上划过：“我们系大三学生每周28节课，早八到晚九连轴转，连泡图书馆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们哪有时间精力搞科研写论文？可上周我们去邻市985高校交流，人家同专业学生每周只有16节课，剩下的时间都在跟着导师做项目、泡实验室、读外文文献。”这番对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里一个隐秘却普遍的困境，很多大学正悄悄变成“加长版中学”，用密集的课堂填满学生的时间，却弄丢了大学本该有的“主动读书、独立思考”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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