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20章地下十七米（续） (第1/2页)

陆时衍握着那枚硬盘，从七号车间走出来。
　　
　　正午的阳光在他肩上切出一道锋利的明暗交界线。他低头看了一眼标签上那串日期——20241109——荧光墨水在日光下泛着极淡的蓝，像七年前那个暴雨天，咖啡店窗外裂开云层的缝隙。
　　
　　七年。
　　
　　他把硬盘搁在副驾驶座的仪表台上，让它贴着挡风玻璃，正对前方。
　　
　　苏砚发动车子。
　　
　　她没有问“现在去哪”，也没有问“那枚硬盘里是什么”。她只是将车驶出工业园锈迹斑斑的铁门，并入主路，向城西方向开。
　　
　　后视镜里，七号车间越来越远。
　　
　　灰绿色的铁门在日光下显出色差——那是七年前薛紫英最后一次推开它时，手指在门框上留下的那枚旧痕。
　　
　　陆时衍把车窗按下三寸。
　　
　　初冬的风灌进来，带着城郊枯草焚烧后的焦涩气味。
　　
　　他的手机在仪表台边震动了一下。
　　
　　是董婉贞的短信。
　　
　　只有一个字：
　　
　　“好。”
　　
　　他把手机屏幕按灭。
　　
　　没有回复。
　　
　　苏砚没有问“谁发的”。
　　
　　她只是在前方路口打了左转向灯，驶入通往城西墓园的那条支路。
　　
　　墓园在城西的缓坡上。
　　
　　不是那种昂贵的私人陵园，是八十年代城市规划时统一划拨的公众墓区。墓碑一排一排挤着，像当年国营厂宿舍筒子楼里挨家挨户的煤炉，隔着一堵薄墙都能闻见邻居炖肉的香味。
　　
　　薛紫英的父母葬在西区第七排。
　　
　　陆时衍来过这里一次。
　　
　　七年前的冬至。
　　
　　那天他来的时候，墓前已经放了一束白菊。
　　
　　没有卡片。
　　
　　他只是站在那两座墓碑前，站了十分钟。
　　
　　然后他转身，再也没有来过。
　　
　　今天是他第二次来。
　　
　　车停在山脚。陆时衍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往上走。苏砚没有跟着，她只是靠在车门边，把副驾驶那侧的车窗留了一道缝——让那枚硬盘也能晒到午后的太阳。
　　
　　第七排。
　　
　　他找到了。
　　
　　两座墓碑并排立着，花岗岩的碑面被七年的风雨洗出细密的苔纹。薛父的名字在左，薛母在右，生卒年月之间隔着十三年的空格——那是薛紫英母亲独自活过的日子。
　　
　　碑前放着一束白菊。
　　
　　不是新的。
　　
　　是三天前的。
　　
　　花瓣边缘已经开始泛黄。
　　
　　陆时衍蹲下。
　　
　　他看着那束花。
　　
　　没有卡片。
　　
　　没有留言。
　　
　　没有任何可以确认送花人身份的字迹。
　　
　　但他知道是谁。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
　　
　　不是作为证物，不是作为战利品，不是作为他等待了七年的那句“对不起”。
　　
　　他只是把它搁在薛母墓碑的基座上。
　　
　　让它靠着那束泛黄的白菊。
　　
　　像把一封信，投进了永远不会有收件人签收的邮筒。
　　
　　“薛紫英。”他开口。
　　
　　风忽然停了。
　　
　　整片墓园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
　　
　　“七年了，”他说，“我一直在等你解释。”
　　
　　他顿了顿。
　　
　　“今天我知道了。”
　　
　　他看着那束白菊。
　　
　　花瓣边缘泛着枯黄色，但花蕊还是白的。像她七年前离开咖啡店时穿的羊绒大衣，领口那枚平安符——也是白的。
　　
　　“你没有对不起我。”他说。
　　
　　“你只是对不起自己。”
　　
　　他站起身。
　　
　　膝盖在地上压出一道浅印。
　　
　　他没有拍。
　　
　　他转身，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
　　
　　没有回头。
　　
　　苏砚靠在车门边。
　　
　　她看见陆时衍从墓园门口走出来。他的步态和进去时不太一样——不是更轻松，是更直了。
　　
　　她什么都没问。
　　
　　只是把副驾驶那侧的车门拉开。
　　
　　陆时衍坐进去。
　　
　　他看了一眼仪表台。
　　
　　那枚硬盘还在那里。贴着挡风玻璃，正对前方。
　　
　　苏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没留下？”她问。
　　
　　“留下了。”陆时衍说。
　　
　　他顿了顿。
　　
　　“她会收到的。”
　　
　　苏砚没有追问她怎么收。
　　
　　她只是发动车子，驶离墓园山脚。
　　
　　这一次她问的是：
　　
　　“回律所，还是去我那儿？”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
　　
　　“你那儿。”他说。
　　
　　“有些事，该从头说一遍了。”
　　
　　苏砚的公寓在城东二十七层。
　　
　　落地窗正对CBD的天际线，夕阳把楼群的玻璃幕墙烧成一片金红。她开了两罐苏打水，把其中一罐推过茶几。
　　
　　陆时衍接过来，没有喝。
　　
　　他望着窗外那片正在黯淡的天际线。
　　
　　“我第一次见薛紫英，”他说，“是研二那年。”
　　
　　苏砚没有说话。
　　
　　“她在林建勋的律所做实习律师，代理一个很小的劳动争议案。被告方请的是我们导师的团队，我是助理。”
　　
　　他顿了顿。
　　
　　“那个案子标的额只有六万八。双方当事人都没什么钱，原告是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被告是个快破产的小包工头。这种案子在律所是‘扶贫项目’，没有人愿意认真做。”
　　
　　“但她认真做了。”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罐苏打水。
　　
　　冷凝的水珠顺着罐壁滑下来，滴在他虎口。
　　
　　“她查了三个月的账目，发现包工头不是恶意拖欠——是上游开发商压了他的工程款，他连自己的房贷都快断供了。她在庭上向法官申请追加开发商为第三人，开发商来了，案子当天调解结案。工人拿到了工资，包工头保住了房子。”
　　
　　他顿了顿。
　　
　　“开发商是林建勋的大客户。”
　　
　　苏砚的眉心跳了一下。
　　
　　“林建勋当天晚上就把她叫进办公室，”陆时衍说，“他问她：薛律师，你知道这个开发商一年给我们律所多少顾问费吗？”
　　
　　“她说知道。”
　　
　　“林建勋说：那你还这么做？”
　　
　　“她说：林主任，您教过我，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的当事人是那个工人，不是开发商。”
　　
　　陆时衍把苏打水搁回茶几。
　　
　　冷凝的水珠在深色木质表面洇出一小圈湿痕。
　　
　　“林建勋没有处分她。”他说。
　　
　　“三年后，她成了他的合伙人。”
　　
　　窗外的天光彻底沉下去了。
　　
　　CBD的楼群次第亮起灯，一格一格，像无数正在被填满的证据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