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幽灵的低语 (第1/2页)
雪粒像被北风揉碎的玻璃碴，斜斜地砸在公安局三楼玻璃窗上，发出细密而尖锐的脆响——那声音裹在呼啸的风里，像无数根细针在刺人耳膜。窗台上积着半指厚的雪，沿边结出的冰棱子足有三寸长，像一柄柄倒悬的尖刀，映着灰蒙蒙的天，泛着冷光。陈建国将第三根烟蒂狠狠摁进搪瓷缸，缸底“为人民服务”的红漆被烟灰浸成深褐色，边缘剥落得像老树皮，露出底下斑驳的白瓷。他的指腹在缸沿磨了磨，那里有圈深深的凹痕——是十八年刑警生涯里，无数个不眠夜攥着缸子思考磨出来的印记，连搪瓷都被体温焐得发暗。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烟味、油墨味和煤烟的气息。墙角的铁炉子烧得不太旺，炉口飘出淡淡的青烟，绕着墙上的线索墙打了个圈。那面墙已经被钉得密密麻麻，二十七张黑白照片用褪色的红绳串联成蛛网，每张照片底下都压着潦草的批注，墨迹被岁月浸得发蓝，有些字还被雨水洇过，晕成了淡墨团：“1991.7.12刘铁柱农民工最后现身城西劳务市场穿解放胶鞋带蓝布包袱”“1991.8.3赵晓峰应届生揣着哈工大毕业证戴黑框眼镜穿白衬衫”“1991.9.20孙成民木匠带刻名刨子欲挣彩礼钱帆布包里有木雕小鸭”。最底下那张照片的边角被手指磨得发毛，卷成了波浪形——正是孙成民，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布工装，左胸口袋别着半截铅笔，手里举着那把刨刃锃亮的木匠刨，刨柄上“孙成民”三个字刻得歪歪扭扭，他笑得露出两颗虎牙，眼角还沾着没擦净的木屑，像是刚刨完一块松木。
“陈队！孙成民的老乡张贵生又来了，在走廊蹲半个钟头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劝都劝不住。”小李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音，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撞开了办公室门。门轴“吱呀”一声响，冷风裹着雪粒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笔录纸飞了起来。这个刚从省警校毕业的年轻人，制服第三颗纽扣还歪着——是上次追捕小偷时被扯的，帽檐下的脸冻得通红，鼻尖挂着一点白霜，入职三个月就撞上了讷河三十年未遇的连环失踪案。他手里攥着个掉漆的搪瓷杯，杯壁印着“讷河农机厂”的字样，热水晃出来溅在藏蓝色裤腿上，烫出一小片湿痕，他却浑然不觉，只顾着把怀里的案卷往桌上递。
陈建国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指腹蹭过眼角新添的皱纹，那里还带着熬夜的红血丝——昨晚他在办公室对着线索墙坐到凌晨三点，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这是他当刑警的第十八个年头，经手过松花江畔的碎尸案（凶手用冻江冰藏尸，开春才浮上来）、嫩江农场的灭门案（知青因分地纠纷杀人），见过最狰狞的伤口，听过最凄厉的哭号，却从没像现在这样憋屈——二十七个人，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踪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一点血迹、一根头发都没留下。
“局里的电话又响了？”陈建国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吱呀声，惊得炉子里的火星跳了一下。他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上级在催办，毕竟这案子已经惊动了地区公安处，三天前处长亲自来电话，声音透着焦虑：“建国，再破不了案，讷河的外来务工者都要跑光了——现在工地上的人都不敢去劳务市场，说那边有‘勾魂的红裙子’。”
“是……是处长的电话，让您过去一趟。”小李的声音更低了，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还有，街上传得难听，说城西那边闹鬼，晚上能听见胡同里有女人哭，没人敢出门。昨天晚上，南头的王大爷去喂猪，看见个穿红裙子的影子从胡同里飘过去，吓得他连猪食桶都扔了。”
陈建国没说话，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军绿色旧外套——那是他当年在部队当侦察兵时的制服，袖口磨破了边，却洗得发白透亮，领口还绣着他的编号“8341”。他往口袋里塞了块油纸包着的煎饼（是值班室王阿姨早上给的，怕他饿），快步走向走廊。
哭声像钝刀子一样割在耳膜上。张贵生蹲在走廊尽头的墙角，蓝布褂子的肘部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棉絮——是用面粉袋改的，上面还能看见“标准粉”的字样。他怀里紧紧抱着个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木工凿，木柄被磨得发亮，是孙成民常用的那把。看见陈建国，他猛地扑过来抓住对方的裤腿，指节捏得发白，指甲缝里还嵌着黑褐色的泥土——不是工地上的黄土，是城西特有的黑黏土，带着点腐叶的腥气。
“陈警官！您一定要找到成民啊！”张贵生的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他娘临死前抓着我的手，眼泪掉在我手背上，说‘贵生，你帮我照看成民，让他挣够彩礼，娶个好媳妇，买台燕舞牌收音机，听听戏’。成民是个老实人，连鸡都不敢杀——上次工地上的鸡跑了，他追了半天才抓住，还跟鸡说‘对不住啊，让你受惊了’，怎么会跟陌生女人走？”
陈建国扶他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手帕递过去——这是妻子林慧临走前给他绣的，边角还绣着个小小的“陈”字，帕子中间绣着一朵白梅，是林慧最爱的花。妻子以前是法医，跟他一起办过不少案子，三年前因胃癌去世，临走前说：“建国，查案要用心，也要记得吃饭——别让我在底下还替你担心。”
“张大哥，先起来说话，地上凉。”陈建国朝值班室喊了声，“王阿姨，麻烦冲杯红糖水来，要热点的，多放两勺糖。”
值班室的王阿姨很快端来搪瓷杯，杯口冒着热气，裹着蔗糖的甜香散开。张贵生捧着杯子的手还在抖，热水洒出来烫了手背，他却像没感觉似的，猛灌了两大口，糖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蓝布褂子上，晕开一小片深色。“前一天晚上，我和成民挤在工棚的通铺里，他跟我说‘贵生哥，劳务市场东头的老李面馆实惠，一碗阳春面才五毛钱，加卤不要钱，卤里还有肉丁’。”他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两下，突然抓住陈建国的胳膊，眼神里透着急切，“对了！他还说，看见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总在面馆门口转悠，盯着找活的男人看，眼神怪怪的，像要把人吞下去似的。成民还笑说‘这女人穿得这么艳，不像咱这地界的人——咱这的女人，冬天都穿棉袄棉裤，哪有穿裙子的’。”
他顿了顿，突然想起什么，从帆布包里掏出个小木鸭——巴掌大，雕得栩栩如生，鸭背上还刻着个“民”字。“这是成民雕的，准备带回家给未来媳妇的，他说‘先雕个小的，等挣够钱，雕个大的放家里’。那天早上他走的时候，把木鸭放包里了，现在包没了，木鸭也没了——肯定是那个红裙子女人拿走的！”
陈建国的指尖猛地一顿，搪瓷杯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却让他脊背发凉。他让小李把三份目击者笔录、受害者档案和物证袋全抱到办公室，关上门，将线索墙前的折叠桌拉开，像铺开一张作战地图似的，把所有材料按时间线排开。
“小李，你先把二十七名受害者的共性列出来——年龄、职业、籍贯、失踪前的行为，一个都别漏。”陈建国从抽屉里摸出四支不同颜色的马克笔，红色圈异常点，蓝色标共性，黑色写疑问，绿色记推论。
小李立刻俯身整理，笔尖在纸上飞快划过：“年龄都在18到25岁之间，全是男性；职业有农民工、应届生、木匠、汽修工，都是体力活或技术活，能出力；籍贯全是外市或外县的，讷河本地没有；失踪前都去过城西劳务市场，且都是孤身一人，没带亲属；最后目击者要么看到‘红裙女人’，要么收到过‘招工纸条’。”
“好。”陈建国用蓝色笔在“孤身男性、外来务工、体力从业者”上画了圈，“这就是凶手的目标画像——年轻、能出力、无本地亲属、警惕性低。为什么选这类人？第一，外来者失踪后，家属不会立刻察觉，等报警时至少过去十天半个月，现场早被清理了；第二，体力从业者需要工作，‘日结五十、管饭’的诱惑足够大，容易上钩；第三，孤身一人，没有同伴，带离劳务市场时不会被追问。”
他顿了顿，用红色笔圈出“红裙女人”的三份笔录：“再看这个‘诱饵’——三次描述矛盾：裙子款式不同、鞋子不同、身高差三厘米。但有个共同点：都在周三下午出现，都留下‘招工纸条’，都在老李面馆停留。这不是巧合，是凶手的‘狩猎规律’。”
陈建国拿起刘铁柱案的笔录，指尖点着“穿胶鞋、江浙口音”：“七月讷河暴雨，路面积泥十几厘米，穿胶鞋是为了防滑——但女人穿胶鞋去‘招工’，不觉得奇怪吗？再看赵晓峰案，八月伏天，地面温度能煎熟鸡蛋，穿皮鞋是为了‘体面’，符合‘招工者’的身份，可涤纶红裙不透气，正常人不会这么穿。九月孙成民案，入秋转凉，穿布鞋保暖，裙子加布鞋，又成了矛盾搭配。”
他突然用黑色笔在“鞋子”上画了个大问号：“同一个人，会根据天气反着搭配衣物吗？除非‘衣物’是道具，目的是伪装身份，而非实用。再想目击者的细节：菜农王福有白内障，却能看清‘竹编篮上的牡丹花纹’——这不是他‘看见’的，是凶手故意让他看见的；大学生李阳说‘红裙反光’，涤纶面料反光强，在人群里更显眼，能更快吸引目标注意；张贵生说‘女人手大、声音粗’——这是生理特征，伪装不了。”
“所以您才说，可能是男人扮的？”小李突然明白过来。
“不是可能，是肯定。”陈建国从柜子里翻出1987年嫩江农场案的卷宗，抽出其中一页现场照片——照片上的凶手穿着女装，鞋码42码，和这次“红裙女人”留下的脚印尺寸一致（技术科在劳务市场泥地里提取过模糊脚印，鞋码41-42码），“那次的凶手也是男扮女装，目标是农场的单身知青，用‘帮忙喂猪’当借口。你看，两次案子的逻辑完全一致：用女装降低警惕，用‘需要帮忙’当诱饵，选择无亲属的孤身者。”
他又拿起“招工纸条”，放在台灯下，用放大镜仔细看：“纸条是普通办公用纸，市面上随处能买，但笔迹是左手写的——你看‘工’字的竖钩，向左歪，‘结’字的撇画，力度不均匀，这是故意掩盖右手笔迹。更关键的是，纸条边缘有暗红色痕迹，技术科初步检测是血迹，还沾着松木木屑——孙成民是木匠，他的刨子就是松木柄，木屑材质完全匹配。这说明什么？凶手接触过孙成民，甚至可能用他的工具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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