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错误的转向 (第1/2页)

虽雪片像被撕碎的宣纸，无声覆盖了整座讷河县城。平安夜的街道上，供销社门口挂起了串灯，红的绿的在雪雾中晕成模糊的光斑。穿棉袄的孩子们举着糖画在雪地里追逐，笑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仿佛三个月前那桩震惊全国的地窖惨案从未发生过。然而，公安局审讯楼最深处的密室里，空气却凝重得能拧出冰碴。
　　
　　陈建国坐在铁皮桌前，台灯的光晕在桌面上投下圈冷白的光。两本黑色笔记本摊开在眼前，封面的仿皮材质早已开裂，露出里面粗糙的硬纸板。这是从贾文ge家炕洞暗格搜出的“罪证”，他已经反复翻阅了三十七个小时，指尖被纸页边缘磨得发红，连笔记本内页的纤维纹路都记在了心里。
　　
　　“陈队，局长让您去开庆功会，省市领导都来了。”小李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难掩的兴奋，“58具尸体全部确认身份，主犯悉数落网，这案子破得漂亮！”
　　
　　门内没有回应。陈建国的目光死死钉在笔记本的字迹上——10月17日那条记录旁，有个极淡的墨点，笔尖停顿的痕迹与其他页面截然不同。他忽然抬手按住太阳穴，指节抵着突突跳动的青筋：“不对……太不对了。”
　　
　　按照卷宗记录，贾文ge是个连抛尸都要精确计算风向的疯子。他能将二十多名受害者秘密囚禁于自家地窖长达半年，甚至让徐丽霞在邻居面前扮演“贤妻”，这样心思缜密到偏执的人，怎么会在笔记本里留下“10月17日杀害牧民那顺乌日图”的记录？那天明明是贾文亮单独作案，且现场勘查显示受害者反抗激烈，与笔记中“顺利得手”的描述严重不符。
　　
　　更诡异的是，这两本笔记的装订线处有明显的二次缝合痕迹，像是被人拆开又重新装订过。“他在等谁？”陈建国突然开口，声音打破密室的死寂，“是在等我发现破绽？还是在等某个藏在暗处的人？”
　　
　　他戴上白手套，拿起镊子轻轻挑起第一本笔记本的内衬。浆糊早已老化发脆，稍一用力就剥落下来。忽然，一张泛黄的二寸照片从夹层滑落，掉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照片里的女人穿着七十年代流行的的确良白连衣裙，站在老槐树下，麻花辫垂在胸前，笑容亮得像春阳。相纸边缘已经卷翘，背面用蓝黑钢笔写着一行字，墨迹因受潮晕染成模糊的云状：“为小梅报仇——1976年5月20日”。
　　
　　“小梅？”陈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他立刻拉开抽屉，翻出那份标注“已结案”的受害者名单，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没有任何与“梅”相关的记录。他抓起电话，声音因急促而有些沙哑：“档案室吗？调1976年讷河县东柳村地区的户籍注销档案，重点查女性，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陈建国泡在了积满灰尘的档案室。铁架上的档案盒堆得比人还高，散发着霉味与防虫药剂混合的刺鼻气味。他按照年份逐一排查，手指在泛黄的户籍卡上快速滑动，直到第四天清晨，一张边角磨损的卡片让他停住了动作。
　　
　　“梅素琴，女，1955年3月生，东柳村村民，1976年5月20日注销，原因：自缢身亡。”
　　
　　卡片下方的经办人签名处，写着“赵德山”三个字。陈建国的瞳孔骤然收缩——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正是第一批失踪者王强的父亲！他立刻调出赵德山的履历，1976年的记录清晰写着“东柳村治安员，负责民事纠纷及案件初查”。更让他心惊的是，另一本受害者档案里，孙成民的叔叔孙有田，当年竟是东柳村的赤脚医生，梅素琴的尸检记录上赫然签着他的名字。
　　
　　“巧合？”陈建国将两份档案并排放在桌上，指尖在“1976年5月20日”这个日期上重重一点，“崔老师说过，犯罪者的行为逻辑必然存在关联，这绝不是巧合。”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透，陈建国已经开着吉普车驶往三十公里外的东柳村。雪后的土路结了冰，车轮碾过发出“咯吱”的脆响，车窗外的白杨树光秃秃的，枝桠像伸向天空的白骨。东柳村比他想象中更破败，大多数房屋都空着，墙皮剥落得露出了黄土。
　　
　　“找梅素琴？那是老黄历了。”村口磨玉米的老汉嘬着旱烟，烟杆在冻硬的地上磕了磕，“村西头的王婆婆说不定记得，她当年给梅家接生过。”
　　
　　王婆婆已经九十三岁，瘫在炕上行将就木，浑浊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当陈建国说出“梅素琴”三个字时，老人突然颤抖起来，枯瘦的手抓住炕沿的草席：“那姑娘……命比纸薄啊……”
　　
　　她的声音像被风蚀的木头，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个遥远的夏天：1976年5月19日晚上，有人在打谷场听见了哭喊，后来看见几个男人把梅素琴拖进了玉米地。第二天一早，她就穿着那件最喜欢的白连衣裙，跳进了村东头的井里。“说是外乡人干的，穿军大衣，还有个戴眼镜的知青……赵治安员来了一趟，看了看就说‘查不清’，孙大夫验尸连衣服都没给穿整齐……”
　　
　　陈建国的心像被冰锥刺了一下，他追问：“外乡人叫什么？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王婆婆忽然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她摸索着掀开炕席，从下面掏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盒。盒子打开的瞬间，一只雕花银镯滚了出来，镯身刻着缠枝莲纹样，内圈被磨得发亮，刻着两个极小的字：“文ge”。“素琴死前把这个塞给我，说‘要是有人找我，就交给他’……我守了十五年，终于等来了人。”
　　
　　银镯的温度透过手套传来，陈建国突然想起贾文亮毛衣上的补丁——那藏青色绒线，和银镯花纹的配色惊人地相似。他立刻驱车赶回局里，将银镯送去技术科：“比对贾文ge家搜出的针线筐，看看绒线成分是否一致。”
　　
　　等待结果的间隙，他重新梳理出完整的时间线：1976年，下乡知青贾文ge与梅素琴相恋，约定回城后结婚。5月19日，梅素琴被多名男子侵犯，赵德山敷衍查案，孙有田篡改尸检记录。5月20日，梅素琴投井自杀，贾文ge试图上访却被打成“反革命”，蹲了三个月拘留所。此后二十年，他在讷河农机厂当工人，沉默寡言，谁也没发现他心底的仇恨早已燎原。
　　
　　1991年8月，王强在酒馆吹嘘父亲“当年摆平过不少麻烦事，连死人都能说成自杀”；孙成民在赌场炫耀叔叔“验尸能把他杀写成病故”。这些话像火星掉进了汽油桶，彻底点燃了贾文ge的复仇之火。
　　
　　“他不是随机杀人，是精准复仇。”陈建国将整理好的材料拍在专案组会议桌上，“王强逼良为娼，孙成民放高利贷逼死人，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当年施暴者的影子。贾文ge在完成一场迟到十五年的私刑。”
　　
　　崔道植推了推老花镜，指着笔记本上的符号：“这些看似混乱的标记，其实是复仇名单的排序。他把受害者按‘罪恶程度’分类，用不同的叉号标注。”老人停顿了一下，语气凝重，“但有个问题，最后几页的符号突然变了，像是在记录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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