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复苏、反击与盐碱地 (第1/2页)

1673-1677年
　　
　　灾难像一场高烧，要么烧死病人，要么烧出免疫力。1673年初的荷兰共和国躺在病床上，浑身是汗，但脉搏开始重新变得有力——那种虚弱而倔强的有力。
　　
　　小威廉坐在海军部的仓库里，面前摊开一张奇特的清单：
　　
　　“战舰‘泽兰号’所需：
　　
　　新桅杆（松木，波罗的海产）：3根
　　
　　帆布（亚麻，莱顿产）：500码
　　
　　炮弹（铁，瑞典产）：200枚
　　
　　腌鲱鱼（北海产）：400桶
　　
　　水手袜子（羊毛，弗里斯兰产）：600双
　　
　　最后一栏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袜子。又是袜子。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决定海战胜负的，三分之一是炮弹，三分之一是风向，三分之一是干袜子。
　　
　　“范德维尔德先生，”仓库管理员困惑地看着清单，“真的需要这么多袜子吗？这比炮弹还多。”
　　
　　“湿脚的水手会得坏疽，坏疽的水手会死或截肢，死或截肢的水手不能作战。”小威廉头也不抬，“所以，从数学上说，袜子是战斗力倍增器。去找弗里斯兰的供应商，告诉他们如果一周内不交货，我就建议海军部征收‘袜子特别税’。”
　　
　　管理员嘟囔着走了。小威廉揉了揉太阳穴。五十三岁的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祖父老威廉：关注细节，精于计算，坚信魔鬼——和胜利——都藏在细节里。
　　
　　窗外，海牙的春天来得犹豫。街道上仍有战争痕迹：匆忙修补的墙壁，缺了玻璃的窗户，还有那些穿着黑衣的妇女——她们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现在像沉默的幽灵在市场上购买微薄的食物配给。
　　
　　但也有一些变化。墙上出现了新标语：“奥兰治亲王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旁边是年轻威廉三世的粗糙画像，画得不太像，但突出了他标志性的鹰钩鼻和严肃表情。德·维特兄弟被谋杀后，奥兰治派全面掌权，而年轻的执政正在证明自己不只是个象征。
　　
　　在莱顿城外，卡特琳娜和玛丽亚面对的是另一种战场：盐碱地。
　　
　　春天融雪后，去年为阻挡法军而故意淹没的土地显露出来。原本肥沃的农田现在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盐霜，像得了皮肤病。农民们站在田埂上，有的哭泣，有的麻木。
　　
　　“夫人，这地废了。”一个老农用木棍戳着板结的土壤，“至少十年不能种任何东西。”
　　
　　卡特琳娜蹲下身，抓起一把土。盐粒在她的手掌里闪烁，像微小的钻石——但这是死亡的钻石。她尝了一点，苦涩瞬间充满口腔。
　　
　　“不是废了，”她站起来，声音坚定得让自己都惊讶，“是受伤了。受伤的土地需要治疗，就像受伤的人。”
　　
　　玛丽亚已经展开了她的实验记录本：“我们从阿姆斯特丹植物园引进了几种耐盐植物：海蓬子、碱蓬、还有从新大陆传来的‘盐地草’。先试种这些，它们可以吸收土壤中的盐分，同时根系能松土。”
　　
　　“那要种多久才能种粮食？”农民问。
　　
　　“两年，也许三年。”卡特琳娜说，“但我们可以同时种植土豆——在稍微好一点的地块。土豆相对耐盐，而且生长期短。至少不会饿死。”
　　
　　她看向远方。去年此时，这里还是绿油油的麦田。现在是一片灰白，像大地的伤疤。但伤疤可以愈合——如果给予时间和正确的护理。
　　
　　这就是荷兰式的坚韧：不是英雄主义的壮举，而是每天一点点的修复。就像填海造陆，一寸一寸地从大海手中抢夺土地。现在他们要从盐分手中夺回土地。
　　
　　海上，真正的反击开始了。
　　
　　1673年6月，德·鲁伊特将军策划了他职业生涯最大胆的攻势：率领舰队深入英吉利海峡，攻击英法联合舰队。目标不是歼灭，而是打破封锁，向欧洲展示荷兰海军依然强大。
　　
　　扬二世在“荷兰七省号”上担任二副。战舰已经修复，船员换了一半新兵，但老兵眼中的那种凶狠还在——那是见过地狱的人特有的眼神。
　　
　　战斗在特塞尔岛附近爆发。英国舰队由鲁珀特亲王指挥，法国舰队由德·埃斯特雷指挥。数量上，联合舰队占优；但德·鲁伊特有个秘密武器：他研究了法国海军的战术，发现他们过于依赖线列阵型，转向笨拙。
　　
　　“我们要像一群狼，”战前会议上，德·鲁伊特用粗糙的手在海图上比划，“不正面冲撞，而是咬一口就跑，再咬另一口。让他们顾此失彼。”
　　
　　实际战斗更加混乱。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扬二世在甲板上奔跑传达命令，耳边是炮弹呼啸声、木材碎裂声、伤员的惨叫。有那么一瞬间，他看到一艘法国战舰的船首像——一个镀金的女人雕像，手持三叉戟——在炮火中炸成碎片。
　　
　　“集中火力打旗舰！”德·鲁伊特的声音通过传声筒响起，“让他们失去指挥！”
　　
　　“荷兰七省号”冒着炮火冲入敌阵，近距离向法国旗舰“皇家太阳号”开火。法国人显然没料到这种不要命的打法，阵型开始混乱。
　　
　　战斗持续了八个小时。当夜幕降临时，英法联合舰队撤退了，留下四艘燃烧的沉船和无数漂浮的残骸。荷兰损失了两艘船，但打破了封锁。
　　
　　在返航的船上，德·鲁伊特召集军官。老将军的脸上有一道新伤疤，但眼睛发亮：“今天证明了，只要我们敢打，就能赢。但记住——”他的目光扫过每个人，“我们不是在为荣耀而战，是在为呼吸空间而战。每一寸海洋空间，都是荷兰的生命线。”
　　
　　扬二世回到船舱，在航海日志上写下：“1673年6月，特塞尔海战。我们赢了，但代价巨大。我杀了三个人，两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他们都有脸，但我不记得了。也许这样更好。”
　　
　　他停顿，然后加上：“父亲说得对：战争是把人变成数字的机器。我们必须赢，才能关掉这台机器。”
　　
　　在阿姆斯特丹，经济的复苏以一种典型的荷兰方式开始：借钱给别人打自己的敌人。
　　
　　扬叔叔——从法国俘虏营释放后瘦了二十磅，但精神出奇地好——被邀请参加一个私人晚宴。主人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权势的银行家之一，宾客包括西班牙大使、奥地利特使，以及几个德意志小邦的代表。
　　
　　“先生们，”银行家举杯，“让我们为……复杂的联盟干杯。”
　　
　　酒过三巡，真正的讨论开始。西班牙大使需要钱对抗法国在佛兰德斯的进攻；奥地利皇帝需要钱在东线抵御奥斯曼帝国；德意志诸侯需要钱组建军队威慑路易十四。
　　
　　银行家展开一份文件：“阿姆斯特丹银行团愿意提供总计五百万荷兰盾的贷款，年息百分之六，抵押是未来的税收和贸易特权。条件是：组成正式的反法同盟，并在六个月内采取军事行动。”
　　
　　“这是用我们的钱让别人为我们打仗。”扬叔叔后来对家人说，“简直天才，或者无耻——取决于你的立场。”
　　
　　小威廉更关心实际效果：“有用吗？”
　　
　　“有用。西班牙在佛兰德斯发动了攻势，牵制了十万法军。奥地利威胁法国东部边境。甚至瑞典都答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因为我们答应购买他们的铁和木材。”扬叔叔摇头，“我第一次理解父亲常说的：金钱是另一种火药。”
　　
　　但金钱也有代价。为了筹集这些贷款，荷兰省议会提高了消费税：酒、烟草、甚至蜡烛都涨价了。市场上开始出现不满的声音。
　　
　　“我们为战争付钱，为盟友付钱，为什么还要为蜡烛付更多钱？”一个鱼贩子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抱怨。
　　
　　旁边卖布的老妇人冷笑：“因为银行家要利息，政客要回扣，水手要薪水。最后都从我们口袋里掏。”
　　
　　这就是共和国的悖论：最民主的国家，战争成本却最直接地压在普通人肩上。没有国王可以怪罪，只能怪“他们”——那些看不见的官僚、银行家、外国盟友。
　　
　　1674年，转机开始出现。
　　
　　英国首先动摇了。议会厌倦了昂贵的战争，查理二世面临财政危机和政治压力。秘密谈判开始，条件很简单：荷兰给予英国更优惠的贸易条款，英国退出战争。
　　
　　“背叛法国人？”小威廉在海军部会议上问。
　　
　　“不，这叫重新计算利益。”外交部的年轻官员微笑，“英国人发现，与荷兰贸易比与荷兰打仗更赚钱。而且路易十四太强大，让英国人也感到不安。”
　　
　　1674年2月，《威斯敏斯特和约》签署，第二次英荷战争正式结束。荷兰损失了一些贸易特权，但换来了北海的喘息空间。
　　
　　“现在只剩下法国人了。”德·鲁伊特说，听起来几乎轻松，“一对一的决斗。我们擅长这个。”
　　
　　但法国不是英国。路易十四的陆军依然强大，控制着荷兰南部大片领土。威廉三世——现在已是公认的军事领袖——开始组织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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