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她的抉择 (第1/2页)

法庭不大，但庄严肃穆。高高的审判台，深红色的法台，正中央悬挂着国徽。左侧是原告席，右侧是被告席，中间是书记员席。旁听席上坐着一些人——赵梅她们，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面孔，可能是记者，也可能是来旁听的市民。
　　
　　林晚秋牵着小雨走到原告席坐下，李律师坐在她旁边。对面，陈建国和吴律师已经在被告席就座。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陈建国偶尔瞟向林晚秋这边，眼神冰冷。
　　
　　书记员开始核实当事人身份：“原告林晚秋，女，三十四岁，身份证号……”
　　
　　“被告陈建国，男，三十七岁，身份证号……”
　　
　　核实完毕，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
　　
　　旁听席上的人站起来。审判台的侧门打开，杨法官穿着黑色法袍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位陪审员。三人入座后，杨法官敲响法槌：
　　
　　“现在开庭。原告林晚秋诉被告陈建国离婚纠纷一案，今天公开开庭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原告是否申请回避？”
　　
　　“不申请。”林晚秋说。
　　
　　“被告是否申请回避？”
　　
　　“不申请。”陈建国说。
　　
　　“好。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林晚秋深吸一口气，打开面前的话筒：“法官，我的诉讼请求是：一、判决我与陈建国离婚；二、判决婚生女陈小雨由我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三千元；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四、判令被告赔偿我精神损害抚慰金五万元；五、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她的声音清晰，平稳，虽然手心在出汗，但语气坚定。
　　
　　“事实和理由是：我与陈建国于2017年结婚，2019年生下女儿陈小雨。结婚八年来，陈建国长期对我实施家庭暴力，从语言辱骂到肢体殴打，从经济控制到精神摧残。我身上有多处伤痕，有医院的伤情鉴定为证，有报警记录为证，有我自己记录的日记为证。”
　　
　　她从文件袋里拿出证据，一份一份展示：“这是2021年3月，他打伤我左臂的就医记录；这是2022年8月，我耳膜穿孔的诊断书；这是今年11月7日，他导致我肩胛骨骨裂、轻微脑震荡的伤情鉴定。法官，这只是冰山一角。八年里，我被打过无数次，只是很多次没有去医院，或者不敢说是家暴。”
　　
　　陈建国在对面冷笑，但没说话。
　　
　　“除了身体暴力，陈建国还对我实施经济控制。”林晚秋继续说，“婚后不久，他就拿走了我的工资卡，每个月只给我很少的生活费。今年10月，他单方面替我辞去工作，切断我的经济来源。我母亲患病需要手术，我无钱支付，他却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拒绝承担医疗费用。”
　　
　　她又拿出几张银行流水单：“这是陈建国名下的银行账户，从去年开始，他分多次将共计五十多万元转入一个陌生账户。这是那个账户的户主信息——沈薇薇，他的情人。”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陈建国的脸色变了，吴律师立刻举手：“法官，对方在陈述中使用了未经质证的证据，这是违规的。”
　　
　　杨法官看了林晚秋一眼：“原告，你提到的这些证据，是否已经提交法庭？”
　　
　　“已经提交了。”李律师站起来，“证据目录第七项至第十二项，包括银行流水、转账凭证、沈薇薇的身份信息，以及陈建国与沈薇薇的亲密照片。”
　　
　　吴律师还想说什么，杨法官摆摆手：“等质证环节再详细讨论。原告继续。”
　　
　　林晚秋点点头，继续陈述：“陈建国不仅对我实施暴力，还试图用卑劣手段夺走孩子。他污蔑我有精神问题，要求对我进行精神鉴定；他收买我的同事作伪证，说我情绪不稳定；他甚至要求对六岁的女儿进行亲子鉴定，怀疑孩子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但努力控制着：“法官，小雨是我的命。陈建国可以打我，可以骂我，可以转移财产，但他不能抢走我的孩子。更不能污蔑我的清白，伤害我的女儿。”
　　
　　她看向小雨，孩子正坐在孙老师身边，小手紧紧抓着孙老师的手，大眼睛里满是恐惧。
　　
　　“我请求法院，”林晚秋最后说，每个字都说得清晰而有力，“判令我们离婚，将小雨的抚养权判给我。让我的孩子远离暴力，远离恐惧，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里长大。这是我的诉求，也是一个母亲最后的请求。”
　　
　　她说完，坐下。法庭里一片寂静，只有书记员打字的声音，咔嗒咔嗒，记录下每一个字。
　　
　　“现在由被告答辩。”杨法官看向陈建国。
　　
　　陈建国清了清嗓子，打开话筒：“法官，首先我要说，我妻子——林晚秋女士的陈述，大部分是夸大和歪曲的。”
　　
　　他的声音很平静，很理性，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理智冷静的人。
　　
　　“我们结婚八年，确实有过争吵，但我从未对她实施过所谓的‘家庭暴力’。她身上的伤，有的是她自己不小心摔的，有的是她情绪失控时自残造成的。这一点，我可以提供证人证言。”
　　
　　他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林晚秋在市中心医院心理科的就诊记录，诊断结果是焦虑状态伴抑郁情绪。这说明，她有长期的情绪问题。这是我们婚姻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她所说的‘家暴’。”
　　
　　林晚秋握紧拳头。又是这一套，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关于经济控制，更是无稽之谈。”陈建国继续说，“我们家的财政一直由我管理，是因为林晚秋不善理财，花钱大手大脚。但我从未亏待过她，每个月给她的生活费足够家庭开销。至于她母亲的手术费，我已经通过法院先予执行支付了两万元，这证明我愿意承担家庭责任。”
　　
　　“关于转移财产，”陈建国顿了顿，“那些转账是正常的商业往来。沈薇薇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我们有资金往来很正常。至于亲密照片——”
　　
　　他看向林晚秋，眼神里有一丝讥讽：“那是我和沈薇薇出差时拍的普通合影，被她恶意截取，断章取义。法官，我承认我和沈薇薇关系比较好，但绝没有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林晚秋因为情绪问题，长期疑神疑鬼，总怀疑我有外遇，这让我很疲惫。”
　　
　　完美的辩解。把暴力说成“争吵”，把伤说成“自残”，把经济控制说成“理财”，把出轨说成“疑神疑鬼”。林晚秋几乎要佩服他的无耻了。
　　
　　“最后，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陈建国的声音变得“恳切”起来，“我要求抚养小雨，不是要伤害林晚秋，而是为了孩子好。林晚秋目前没有工作，没有固定住所，住在妇女庇护所，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她曾经在争吵中砸坏家具，甚至试图伤害自己。这样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他看向小雨，眼神“慈爱”：“而我，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宽敞的住房，有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能给小雨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教育。我要求对小雨进行亲子鉴定，不是怀疑孩子的血缘，而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明确的身份，避免将来的纠纷。这是一个父亲负责任的表现。”
　　
　　林晚秋气得浑身发抖。她看向李律师，李律师按住她的手，轻轻摇头。
　　
　　“被告答辩完毕。”陈建国坐下，姿态从容。
　　
　　杨法官记录了几笔，然后说：“现在进行举证质证。先由原告出示证据。”
　　
　　李律师站起来，开始一份一份地出示证据。伤情鉴定报告，报警记录，日记，银行流水，录音，照片……每一份证据，他都详细说明来源、内容、证明目的。
　　
　　轮到质证时，吴律师的质疑犀利而刁钻。
　　
　　对伤情鉴定，他说：“这些伤是如何造成的，只有原告单方陈述。不能排除是自残或意外造成的可能。”
　　
　　对报警记录，他说：“报警只能证明双方发生了冲突，不能证明是被告单方施暴。夫妻争吵中，双方都可能有过激行为。”
　　
　　对日记，他说：“这是原告单方记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能作为客观证据。”
　　
　　对银行流水，他说：“转账对象是生意伙伴，转账用途是正常的商业往来。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是‘转移财产’。”
　　
　　对录音，他说：“录音经过剪辑，断章取义，不能反映完整事实。而且偷录的录音，证据效力存疑。”
　　
　　对照片，他说：“普通的工作合影，被恶意解读。如果合影就能证明出轨，那全社会都没有正常男女关系了。”
　　
　　每一项证据，都被质疑，被削弱，被重新解释。林晚秋看着，听着，感觉那些她视为铁证的证据，在对方律师口中，都变成了可质疑、可辩驳的“一面之词”。
　　
　　“现在由被告出示证据。”杨法官说。
　　
　　陈建国的证据不多，但每一份都打在林晚秋的痛处。
　　
　　心理科就诊记录，证明她“有情绪问题”。
　　
　　周姐的证言，证明她“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
　　
　　精神鉴定报告，结论是“中度焦虑状态及轻度抑郁状态，情绪不稳定，不建议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
　　
　　还有一份新证据——陈建国请的私家侦探的报告，里面有几张照片：林晚秋在超市和同事争吵（其实是她在解释为什么辞职）；林晚秋在银行门口“情绪激动”（其实是她发现陈建国和沈薇薇在一起时）；林晚秋在庇护所门口“神情恍惚”（其实是她从法院回来，疲惫不堪）。
　　
　　每一张照片都配有文字说明，把她塑造成一个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女人。
　　
　　“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吴律师总结道，“原告林晚秋女士有严重的情结问题和行为问题，不适合抚养孩子，甚至不适合出庭诉讼。她所陈述的‘家暴’，很可能是她臆想出来的，或者是她为了争夺抚养权而编造的。”
　　
　　林晚秋闭上眼睛，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她想站起来，想喊，想质问，但李律师紧紧按着她的手。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有什么质证意见？”杨法官问。
　　
　　李律师站起来，开始一一反驳。
　　
　　对心理科记录，他说：“长期遭受家暴的人，出现焦虑、抑郁是正常的创伤反应。这不是原因，是结果。”
　　
　　对周姐的证言，他说：“证人与被告有利益关系，证言可信度存疑。而且证人今天没有出庭，无法当庭质证，证言不应被采信。”
　　
　　对精神鉴定报告，他说：“报告明确写着‘未见精神病性症状，认知功能完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至于‘情绪不稳定’，在家暴诉讼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情绪波动是正常的。而且报告也指出，这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对私家侦探的照片，他冷笑：“跟踪、偷拍，这是侵犯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用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应被法庭采信。而且照片截取的瞬间，不能反映完整事实。如果拍照就能定案，那所有人都可以被拍成罪犯。”
　　
　　质证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双方律师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林晚秋坐在那里，听着那些关于她人生的争论，感觉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那些淤青，那些眼泪，那些深夜的恐惧，那些年复一年的忍耐——在法庭上，都变成了证据编号，变成了质证焦点，变成了法律条文下的筹码。
　　
　　“举证质证环节结束。”杨法官看了看时间，“现在休庭十五分钟。休庭后进行法庭辩论。”
　　
　　法槌敲响。林晚秋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像打了一场仗。
　　
　　“去休息室。”李律师低声说。
　　
　　休息室里，小雨抱着孙老师，小声问：“妈妈，那些叔叔阿姨在吵什么？”
　　
　　“他们在讨论小雨将来跟谁生活。”林晚秋蹲下身，摸着女儿的脸。
　　
　　“我跟妈妈。”
　　
　　“嗯，小雨跟妈妈。”林晚秋抱住女儿，眼泪终于掉下来。
　　
　　十五分钟很快过去。再次开庭时，林晚秋调整了情绪，坐直身体。
　　
　　“现在进行法庭辩论。”杨法官说，“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李律师站起来，扶了扶眼镜：“审判长，陪审员，今天的庭审，展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女性在婚姻中遭受了长期、系统的暴力，而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反抗时，却要面对施暴者更猛烈、更卑劣的反扑。”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铿锵有力：“陈建国先生否认家暴，说那些伤是林晚秋女士自残造成的。但请各位看看这些伤情鉴定——肩胛骨骨裂，轻微脑震荡，耳膜穿孔，多处软组织挫伤。这是‘自残’能造成的吗？一个女性，要多么‘恨’自己，才能把自己打成这样？”
　　
　　他拿起那份精神鉴定报告：“陈建国先生用这份报告攻击林晚秋女士，说她情绪不稳定。但报告明确写着，这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施暴者制造了创伤，却用创伤反应来攻击受害者，这是何等的荒谬！”
　　
　　他转向陈建国：“你说你从未家暴，说你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一个会在妻子提出离婚时，申请对她进行精神鉴定的男人，真的是好丈夫吗？一个会要求对六岁女儿做亲子鉴定的男人，真的是好父亲吗？一个会转移财产、拒绝支付妻子母亲手术费的男人，真的有家庭责任感吗？”
　　
　　陈建国的脸色铁青。
　　
　　“关于抚养权，”李律师继续说，“陈建国主张林晚秋不适合抚养孩子，理由是她没有工作，没有固定住所，情绪不稳定。但我想问，一个会家暴妻子、污蔑妻子、用孩子当筹码的男人，就适合抚养孩子吗？”
　　
　　他看向小雨：“孩子才六岁，但她知道谁爱她，谁伤害她。在心理咨询中，她明确表示，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不会打我，不会凶我，妈妈会保护我’。这是一个孩子最真实、最朴素的愿望。”
　　
　　“最后，”李律师的声音低了下来，“我想说，这个案子不仅仅是一起离婚纠纷。它是一个女性反抗暴力、争取尊严的战争。如果今天，法庭因为林晚秋女士‘情绪不稳定’、‘没有经济能力’而将孩子判给施暴者，那将传递一个可怕的信号：受害者活该受害，反抗者必将受到惩罚。”
　　
　　他坐下，法庭里一片寂静。
　　
　　“现在由被告发表辩论意见。”杨法官说。
　　
　　吴律师站起来，表情严肃：“审判长，原告律师的发言充满情绪，但法律审判需要的是事实和证据。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林晚秋女士确实有情绪问题，确实没有稳定收入和住所，确实不适合单独抚养孩子。”
　　
　　他拿起精神鉴定报告：“这份由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具有最高的证明力。报告明确建议，林晚秋女士在情绪稳定前，不建议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这是专业意见，法庭应当尊重。”
　　
　　“至于陈建国先生，”吴律师继续说，“他承认婚姻中有争吵，但坚决否认家暴。他没有前科，没有不良记录，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和意愿。他要求亲子鉴定，是为了明确法律关系，是对孩子负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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