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证据 (第1/2页)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子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还需要找到愿意开口的人。
　　
　　但他相信，只要花足够的时间，一定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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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英里外的克莱蒙特庄园，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
　　
　　夏洛特靠在沙发上，手里端着茶杯，面前摊着几份报纸。她刚刚读完那封“乡下助产士”的信，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利奥波德从外面走进来，带着一身寒气。他在夏洛特身边坐下，看了一眼那些报纸，又看了看夏洛特的表情。
　　
　　“伦敦吵翻天了。”他说。
　　
　　夏洛特点点头。
　　
　　“我看见了。”
　　
　　利奥波德等了一会儿，见她没有下文，忍不住问：
　　
　　“你不准备做些什么？”
　　
　　夏洛特抬起头，看着他。
　　
　　“做什么？”
　　
　　利奥波德指了指那些报纸。
　　
　　“那个助产士的信，一看就知道是真的。那些医生骂得越凶，越说明他们心虚。你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什么？”夏洛特打断他，声音很平，“派人去报社施压，让他们多登支持的文章？还是以王储的身份公开表态，说我相信托马逊？”
　　
　　利奥波德没有说话。
　　
　　夏洛特把茶杯放下，靠在沙发里。
　　
　　“利奥，你记得那个女孩的样子吗？”
　　
　　利奥波德点点头。
　　
　　“记得。瘦瘦的，眼睛红红的，手上都是墨渍。”
　　
　　夏洛特笑了笑。
　　
　　“她不想被人知道。她用笔名，躲在乡下，写了好几年书。她不想被人看见，不想被人议论，不想成为什么‘王储青睐的作家’。”
　　
　　她顿了顿。
　　
　　“如果我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支持托马逊’，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利奥波德想了想。
　　
　　“所有人都会知道她。”
　　
　　“对。”夏洛特说，“所有人都会知道她。记者会涌到朗博恩去，把她家的门槛踩破。那些医生会骂得更凶，说她靠王储撑腰。她再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写书，再也不能躲在角落里当那个不起眼的玛丽。”
　　
　　她抬起头，看着利奥波德。
　　
　　“她要的不是这个。”
　　
　　利奥波德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要一直看着什么都不做？”
　　
　　夏洛特笑了。
　　
　　“我没说什么都不做。”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
　　
　　“那个记者，杰克·萨瑟兰，现在正在各家医院跑。他需要时间，需要数据，需要有人给他开门。我已经让人给他送了封信，说‘有些医生愿意匿名提供数据，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联系’。”
　　
　　利奥波德愣了一下。
　　
　　“你安排的？”
　　
　　夏洛特点点头。
　　
　　“还有那个助产士。她敢写信，就说明她不怕得罪人。但她的信被淹没了，没人当真。我已经让人去打听她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等风头过去，可以让人去拜访她，把她这三十年的经验记下来，写成小册子。”
　　
　　她转过身，看着利奥波德。
　　
　　“我不是什么都不做。我只是不用‘王储’的名义做。”
　　
　　利奥波德看着她，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点笑意。
　　
　　“所以你是想躲在后面，帮那个女孩继续躲着？”
　　
　　夏洛特也笑了。
　　
　　“她还是个孩子，我就帮她躲着。等到她选择站出来，我就站在她身边。”
　　
　　她走回沙发，又端起那杯茶。
　　
　　“真相会自己说话的。也许慢一点，但会说的。”
　　
　　利奥波德靠过去，轻轻揽住她的肩膀。
　　
　　“你越来越像她了。”
　　
　　夏洛特偏过头看他。
　　
　　“像谁？”
　　
　　“像那个写书的女孩。”利奥波德说，“都躲在后面，都不想让别人看见，都相信真相会自己说话。”
　　
　　夏洛特想了想，笑了。
　　
　　“也许吧。”
　　
　　窗外，十一月的风轻轻吹过。
　　
　　报纸上的争吵还在继续。医生们还在骂。助产士们还在沉默。记者还在调查。
　　
　　但有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
　　
　　伦敦城的争吵已经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
　　
　　《泰晤士报》的版面上，每天都有新的来信。支持托马逊的，反对托马逊的，骂医生的，骂小说家的，骂助产士的，骂那些“什么都不懂却瞎掺和”的——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热闹得像赶集。
　　
　　一位署名“爱丁堡老牧人”的来信，在第三天登了出来。
　　
　　“我养了一辈子牛马。年轻时不信那些洗手的讲究，觉得费事，后来有个老牧民跟我说，你试试，洗了手再去接生，看看活下来的多不多。我试了。一年下来，洗手的牧民经手的母牛，比不洗的活了多两成。两成！诸位先生，你们知道两成是什么概念吗？十头母牛里多活两头，那就是几十镑。从那以后，我手下的牧民，接生前必须洗手。不洗的，扣工钱。”
　　
　　这封信一出，第二天就有医生跳出来反驳。
　　
　　“简直是荒谬！拿牲畜和人比？那些牧民懂什么医学？他们知道人体有多复杂吗？知道产褥热有多少种诱因吗？一个乡下老农的经验，也配拿到报纸上来讨论？”
　　
　　老牧人第二天又回了一封信，这次话更直接：
　　
　　“我不懂医学。我就知道一件事：我家母牛死了，我损失几十镑。你们医生接生的产妇死了，你们赔钱吗？赔多少？一个产妇的命，值多少？”
　　
　　这封信像一块石头砸进了马蜂窝。
　　
　　医生们炸了。
　　
　　赔钱？怎么可能赔钱？产妇死了是天意，是命，是她们身体不好，跟医生有什么关系？医生那么辛苦，那么努力，已经尽力了，死了还能怪医生？
　　
　　但老牧人的话戳到了一个没法反驳的点：
　　
　　死一头牛，损失是真金白银。死一个人，医生不用赔一分钱。
　　
　　那些骂得最凶的医生，忽然发现自己站不住了。
　　
　　他们确实收入颇丰，一年几百镑上千镑的都有。但要他们赔每一个死在产床上的产妇——别说赔不起，就是赔得起，这道理也不能认。认了，以后还怎么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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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泰晤士报》的杰克·萨瑟兰出手了。
　　
　　他用整整两个版面，刊出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标题只有一行字：
　　
　　“产褥热真相调查——来自七家医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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