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维权无果 (第1/2页)

我叫李斌，就是第九章里那个撕传单的人。你们听了我进厂的故事，一定想问：后来呢？后来你去告了吗？
　　
　　去了。
　　
　　但“去”这个字，说起来轻巧，走起来才知道有多远。
　　
　　我第一次去劳动监察大队，是周六。我从那个黑厂出来以后，在老乡的出租屋地板上睡了三天，翻来覆去地想那538块钱。不是心疼钱——当然也心疼——但更堵心的是那种被人当傻子的感觉。传单上印着8000，合同上写着计件，组长嘴里喊着“不达标”。我被这三样东西夹在中间，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水都拧没了，还要被扔掉。
　　
　　周六我起了个大早，倒了三趟公交，到了劳动监察大队。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树，树下站了七八个人，有蹲着的，有靠着的，表情都跟我差不多——那种被生活揍了一顿之后还没缓过神来的茫然。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戴着耳机，正在刷手机。我说你好，我想投诉。她头都没抬，说：“周六只值班，不办案，你周一到周五来。”
　　
　　我说我周一要上班。
　　
　　她说：“那你请假。”
　　
　　我说我刚从厂里出来，还没找到新工作，不用请假。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那你跟我废什么话”。她说：“那你周一再来，带上身份证、合同、工资条、收据，有什么带什么。”
　　
　　我说没有工资条，厂里没给过。
　　
　　她说：“那就带合同和收据。”
　　
　　我说合同上写的跟实际不一样。
　　
　　她说：“你先带来，我们看了再说。”
　　
　　我站在门口，把那棵歪脖子树和树下那七八个人又看了一遍。他们大概也是周一才能办吧。他们也在等。等什么呢？不知道。
　　
　　周一我七点就到了。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比周六多。八点半开门，大家涌进去，拿号，等叫号。我拿了9号。大厅里有三十几个座位，全坐满了，后来的只能站着。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办事流程”，密密麻麻十几条，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没看懂。
　　
　　等了两个小时，叫到我了。窗口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眼镜，桌上堆着半人高的卷宗，他的脸埋在卷宗后面，我只能看见他的头顶。我把东西递进去——身份证、合同、收据，还有我手写的一份情况说明，写了三页纸，把我从火车站拿到传单到最后拿到538块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了。
　　
　　他翻了翻，大概用了两分钟。然后把我的合同拿起来，对着光看了一眼，说：“你这个是劳务协议，不是劳动合同。”
　　
　　我说我知道，但我干的就是工厂的活，每天十一个小时，连续干了十五天，这不是劳动关系是什么？
　　
　　他说：“法律上不看你怎么干，看你们签的是什么。你签的是劳务协议，那就是劳务关系，不归我们管。”
　　
　　我说那我该找谁？
　　
　　他说：“法院。”
　　
　　我说法院在哪？
　　
　　他说：“你手机地图搜一下，劳动纠纷要去民事法庭。”
　　
　　我说我这个算劳动纠纷还是民事纠纷？
　　
　　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民事的。”
　　
　　我说那劳动监察管什么？
　　
　　他说：“管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这些。你这个合同上写了按计件算，工资也给你结了，虽然少，但是结了。我们没法管。”
　　
　　我说那合同上写的跟实际不一样，产量标准每天涨，这不算骗人吗？
　　
　　他看了我一眼。这次我看懂了他的眼神——不是冷漠，不是不耐烦，是那种“我跟你说不清楚”的疲惫。他说：“小伙子，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认为合同显失公平，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但是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你有证据吗？”
　　
　　我有录音吗？没有。我有聊天记录吗？没有。我有证人吗？有，但那六个人跟我一起签合同的，他们现在在哪我都不知道。就算找到了，他们愿意来作证吗？他们自己都还在那个厂里熬着。
　　
　　我摇了摇头。
　　
　　他说：“那就不好办。但我可以给你登记一下，回头我们去那个厂看看，做个调查。你留个电话，有消息通知你。”
　　
　　我说好。
　　
　　他拿出一本登记簿，让我填了名字、电话、投诉事由。我写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紧张，是生气。但我不知道自己在气谁。气那个中介？气那个厂？气这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还是气我自己？
　　
　　填完了，他说回去等通知吧。
　　
　　我回去了。
　　
　　等了两周，没有通知。
　　
　　我打电话过去问，接电话的人说查不到我的投诉记录，问我是在哪个窗口办的，我说不记得了，只有一个编号。他说没编号查不了。我说那我重新投诉一次。他说那你带材料过来。
　　
　　我又去了。还是那个大厅，还是那些人。这次我拿的是15号。等了三个小时，窗口换了一个年轻姑娘。我把材料递进去，她又翻了翻，说：“你这个我们处理不了，你上次来过了吧？系统里有个登记，但是状态是‘建议协商解决’。”
　　
　　我说协商什么？我跟谁协商？那个厂我都找不到了。
　　
　　她说：“那就是没法协商。这样吧，我给你转到仲裁科，你去找仲裁。”
　　
　　我说仲裁在哪？
　　
　　她说：“隔壁楼，三楼。”
　　
　　我去了隔壁楼，三楼。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老大爷，在看报纸。我说我找仲裁科。他说这里就是，什么事？我把事情又说了一遍。他说：“仲裁也要有劳动关系，你这个是劳务协议，仲裁不受理。”
　　
　　我说那劳动监察说找仲裁，仲裁说找法院，法院我还没去，你们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能走通的路？
　　
　　老大爷放下报纸，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我看懂了——是那种看了太多可怜人之后，把自己的同情心磨成了老茧的眼神。他说：“小伙子，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我一个月见几十个。你那个钱要不回来的。不是我们不帮你，是法律上你签了字，你就是认了。你去法院，法院也会让你先调解，调解不成再开庭，开庭了你还要请律师，请律师要钱，你那个538块够请律师吗？就算你赢了，对方不执行，你还要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要时间，要精力，你在城里吃住都要钱，你耗得起吗？”
　　
　　我耗不起。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下楼的时候，楼梯间贴着一张法律援助的广告，上面写着“为农民工维权，免费咨询”。我拍了个照片，打了上面的电话。是一个律师助理接的，问了我的情况，说：“你这个金额太小了，我们法律援助有门槛，一般要5000元以上才受理。你可以去社区的免费法律咨询点问问，每周三上午有律师值班。”
　　
　　周三上午我去了社区。社区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门口贴着“法律咨询”四个字，已经掉色了，只剩下“法律”两个字还能看清。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律师，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桌上摊着几本厚厚的法律书。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听完以后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说：“哥，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情况，维权成本太高了。你算一下，你去劳动监察来回车费，去法院的诉讼费（虽然小额诉讼只要几十块），但是你请半天假就要损失半天的工资，你跑一趟就要花一天的时间。而且你这个案子，证据对你很不利，你签了那份劳务协议，在法律上你就认可了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你要推翻这份协议，需要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欺诈的话，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故意告诉你虚假信息；重大误解的话，你要证明你对合同内容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你觉得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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