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维权无果 (第2/2页)

我说我以为那个厂会给我交社保。
　　
　　他说：“合同上没写交社保，你签字的时候没看到吗？”
　　
　　我说我看到了，但中介说转正以后才有。
　　
　　他说：“合同上写转正以后了吗？”
　　
　　我翻了翻手机拍的那份合同——对，我拍了，虽然当时没想着当证据，但就是习惯性地拍了。合同上只写了“试用期不计入社保缴纳范围”，没写转正以后会交。
　　
　　年轻律师苦笑了一下，说：“这份合同是专业律师拟的，每一句都合法，合在一起就是要你命。”
　　
　　这句话我在哪听过？对了，刘姓周也说过。
　　
　　我说那我是不是就没戏了？
　　
　　他说：“也不是完全没戏，你可以去那个厂所在的街道办投诉，让他们去调解。调解没有强制执行力，但有时候厂家为了息事宁人会退一点。你可以试试。”
　　
　　我去了街道办。街道办的人很客气，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着等。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自称是负责劳动调解的。他又听我说了一遍——我那天把故事说了大概有五六遍，每一遍都越说越短，说到最后只剩下干巴巴的骨架：中介，黑厂，交钱，签合同，干不满，拿不到钱。
　　
　　他说：“你把那个厂的名字和地址给我，我去问问。”
　　
　　我给了他。宏达电子，开发区的那个蓝厂房。
　　
　　过了一周，他打电话来说：“我去过了，那个厂说你是自愿离职的，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七天内离职无工资，你干了十五天，他们给你结了五百多，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跟他们谈了，说能不能再退你两百，算是工服押金什么的，他们不同意。我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劝。要不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没有了。
　　
　　他说：“那对不起啊，我尽力了。”
　　
　　我说谢谢。
　　
　　挂了电话，我蹲在出租屋的门口，抽了根烟。那根烟抽得很慢，每一口都吸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吞进去，再吐出来就变成烟散了。但烟散了，不甘心还在。
　　
　　后来我不再跑了。不是放弃了，是跑不动了。
　　
　　我算了算为了维权花掉的钱和精力：车费来回六趟，每趟八块，四十八块；请假的误工费——虽然当时没工作，但时间也是钱，我本来可以用那些时间去劳务市场等活，每天至少能抢到一两天日结，算下来至少损失了三百块；还有那些心力，那种每次满怀希望去、每次带着失望回的感觉，那种被踢皮球的憋屈，那种你明明觉得有理但就是没人听你的无助。
　　
　　这些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那480块。
　　
　　我后来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洗碗，月薪3500，包吃不住。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说话大嗓门，但人不错。她没有让我交任何押金，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说你干一天算一天，月底结账。我干了两个月，她每个月准时发工资，一分不少。有一次我感冒了，她还让人给我熬了姜汤。
　　
　　那两个月是我来这个城市以后过得最踏实的日子。虽然工资不高，虽然住的还是出租屋，但至少没有人骗我，没有人让我交这费那费，没有组长骂我“眼睛长在屁股上”。
　　
　　有一天晚上下班，我路过那条街——就是那个中介在的那条街。诚信人力的招牌已经换成了“好运来房产”，玻璃门上贴着“房屋出租”“二手房买卖”。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想起那张红色传单，想起那480块，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组长，想起劳动监察窗口那个中年男人的头顶。
　　
　　我想进去问问那个卖房子的，知不知道之前的中介去哪了。但我没进去，问了又能怎样呢？
　　
　　转身走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有个人蹲在路边吃盒饭。那人穿着蓝色工服，背后印着“XX搬家”的字样。他吃得很急，筷子扒拉得飞快，饭粒掉了一地。旁边放着他的工具——几根绳子，一床旧毛毯，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水壶。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老张。想起公园长椅上的老张，想起桥洞里的那个人，想起劳务市场门口那个说“我走路回去”的年轻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去维权？有没有像我一样，跑到劳动监察，跑到仲裁，跑到法院，跑到街道办，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一堵墙。
　　
　　墙上面写着几个字：“建议协商解决。”
　　
　　什么叫协商？你和一个跑路的人协商？你和一个不接电话的厂协商？你和一个用合法合同把你所有权利都写没了的人协商？
　　
　　协商就是告诉你：别折腾了，认了吧。
　　
　　我认了。
　　
　　不是因为我软弱，是因为我算了账。维权要花的时间、精力、钱，比我要维的那个权本身还要多。这是一个倒挂的天平，砝码全部压在维权者这一边，你越用力，天平越往另一边倾斜。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劳动监察大队。
　　
　　但我每次路过那棵歪脖子树，都会往里看一眼。里面还是那些人，拿号的，等叫号的，蹲着的，站着的，表情都跟我当初一样。他们还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通知，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接通的电话，等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正义。
　　
　　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我把那张合同——对，我一直没扔——从钱包夹层里取出来，想撕掉。但我犹豫了一下，又把它叠好，放回去了。
　　
　　不是为了告他们。
　　
　　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签这种东西了。
　　
　　可是不签这个，签什么呢？
　　
　　所有的工作都要签合同，所有的合同我都看不懂，所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捅向我的刀。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继续洗碗，继续攒钱，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争取不再被骗。
　　
　　但我知道，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出站口，每天都有发红色传单的人。她们涂着很厚的粉，笑起来嘴角往上提，眼睛不动。她们把传单塞给每一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人。
　　
　　那些人里，总有人会跟我当初一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觉得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
　　
　　我想在出站口站着，等他们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信。
　　
　　但我站不了那么久，我也要吃饭。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说——如果你看到一张红色的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别信。
　　
　　但我说了也没用。
　　
　　当初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信。
　　
　　因为你不信这个，你信什么呢？
　　
　　你总得信点什么，才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