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和平的账单与画家的眼睛 (第1/2页)

1679-1685年
　　
　　和平像一份昂贵餐厅的账单——精美装帧，字迹优雅，但当你看到总金额时，胃会微微抽搐。
　　
　　小威廉坐在航运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着三份文件，像三张来自不同医生的诊断书，都说你病得不轻但开的药方互相矛盾。
　　
　　第一份是海军部的结算单。战争期间，公司改装了十二艘商船用于运输兵员和补给，现在海军部要支付尾款——但用的是“延期国债凭证”，十年期，年息百分之四。
　　
　　“比没有强，”会计小心翼翼地说，“但如果我们现在需要现金周转……”
　　
　　“那就打折卖给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小威廉头也不抬，“他们会出面值的百分之八十。我们损失百分之二十，但拿到现钱。计算一下哪个更划算。”
　　
　　第二份是保险公司的索赔文件。战争期间损失了四艘船，保险公司起初以“战争行为，免赔条款”拒绝赔付。打了两年官司后，终于同意支付百分之六十——“出于善意，并非承认责任”。
　　
　　第三份最厚，是各省税务局的联合通知。为了偿还战争债务，七省议会决定征收“重建特别税”，按1670年（战前）的资产估值计算。范德维尔德家族的航运公司、信托基金投资、甚至扬叔叔画室的“商业收入”都被列入税基。
　　
　　“他们在向幽灵征税，”小威廉对来海牙探望的玛丽亚说，“战前估值的资产，现在有的缩水一半，有的根本不存在了——比如我们在乌得勒支的仓库，被法国人烧了，但税务局说‘资产灭失不影响纳税义务’。”
　　
　　玛丽亚刚从莱顿大学回来，带着新鲜出炉的数据和同样新鲜的挫败感。三十岁的她，现在是植物学系的讲师，但研究经费像沙漠里的水一样稀缺。
　　
　　“大学董事会说，战争结束了，农业研究‘不再具有紧迫性’，”她苦笑，“他们想把资金转去建新的法学院大楼——因为‘荷兰需要更多律师来处理战后纠纷’。”
　　
　　“律师，”小威廉哼了一声，“他们不创造财富，只分配财富——而且总是把最大份分给自己。”
　　
　　但抱怨归抱怨，账单总要付。小威廉开始了新一轮的计算：如何重组债务，如何调整航线，如何应对战后的新现实。
　　
　　现实之一是：英国商船重新出现在北海，带着更低的运费（英国水手工资更低）和更新的船只（战后建造）。现实之二是：法国虽然签订了和约，但关税壁垒高得像阿尔卑斯山。现实之三是：VOC的香料垄断开始出现裂缝——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甚至丹麦和瑞典的小公司都在亚洲抢夺份额。
　　
　　“我们就像马拉松选手，”小威廉在家族会议上说，“跑了八十年，终于领先了，但发现其他选手开始抄近路，而且裁判（指国际市场规则）在偏袒他们。”
　　
　　扬叔叔的画室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约旦区一栋更大的房子。战争期间，他的《灾难年》系列版画销量惊人，战后，人们开始购买更“宁静”的作品——仿佛要用美丽的画面掩盖痛苦的记忆。
　　
　　但扬在画一幅新的大型油画，暂定名《和平的代价》。画面分为三部分：左边是战场，中间是谈判桌，右边是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他试图捕捉那种奇特的脱节：政治家在谈论“荣誉”和“利益”，士兵在埋葬战友，而市民在排队购买涨价的面包。
　　
　　“太阴暗了，”画商劝他，“人们现在想看到希望，看到荷兰的复兴。”
　　
　　“那就让他们去教堂看彩色玻璃窗，”扬回答，“我的工作是记录，不是安慰。”
　　
　　不过他也接了一些商业委托。最有趣的一份来自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他们想要一幅描绘交易大厅的画，“展现荷兰商业的活力与繁荣”。
　　
　　扬去了交易所。场景确实充满活力：几百个男人（全是男人）在挥舞手臂、喊叫、做手势、在石柱上刻下交易记录。但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些变化。
　　
　　战前，交易主要是实物商品：VOC股票、国债、郁金香期货（1637年泡沫后有所恢复但更谨慎）。现在，出现了更复杂的东西：保险合约的期权、汇率互换协议、甚至“未来航运风险的证券化产品”。
　　
　　“这是什么？”扬问一个年轻的经纪人。
　　
　　“哦，这是创新！”年轻人兴奋地解释，“比如说，您有一船鲱鱼要从阿姆斯特丹运到里斯本。您担心风暴或海盗风险。以前您会买保险，现在您可以买一份‘风险证券’——如果船安全抵达，您支付一小笔钱；如果船损失了，您得到赔偿。但关键在于，这份证券本身可以交易！我可以把它卖给第三个人，他再卖给第四个人……”
　　
　　“所以最终，可能离那船鲱鱼有十层转手关系？”
　　
　　“正是！效率更高了！”
　　
　　扬困惑但着迷。他想起父亲老威廉的故事：为三条自家吃的鲱鱼被征税。现在，一船鲱鱼可以衍生出十层金融合约，每层都有人赚钱，除了……实际捕鱼和运鱼的人？
　　
　　他把这些场景画进了交易所壁画。在热闹的交易人群上方，他画了一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细节：一桶鲱鱼，被无数条线连接着，像木偶被操控。
　　
　　评审委员会看画时，有人皱眉：“这个鱼桶……有必要吗？”
　　
　　“象征基础贸易，”扬微笑，“毕竟，没有鲱鱼，就没有这一切，对吧？”
　　
　　委员会成员们交换眼神，最终点头。也许他们没完全理解，或者假装没理解。
　　
　　在地中海，扬二世正在经历另一种和平。
　　
　　他所在的“阿姆斯特丹号”负责护送商船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保护他们免受北非巴巴里海盗的袭击。任务相对轻松——如果忽略地中海的突发风暴和海盗神出鬼没的威胁。
　　
　　但扬二世的心思不在军事上。他完成了《东印度观察笔记》的初稿，三百页手写稿，详细记录了VOC在亚洲的行为：强迫种植、垄断暴力、奴隶贸易、文化破坏。书稿的最后一章题为“帝国的良心与商业的悖论”。
　　
　　问题是怎么出版。他先寄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几家出版商。回信礼貌但坚定：
　　
　　“范德维尔德先生，您的作品学术价值很高，但当前政治环境下，批评VOC可能被视为……不爱国。”
　　
　　“我们钦佩您的勇气，但必须考虑商业风险。VOC是许多重要客户。”
　　
　　“也许您可以修改某些章节，加入更多‘平衡视角’？”
　　
　　扬二世把回信拿给舰长看。老舰长捋着胡子读完，叹了口气：
　　
　　“你知道VOC每年向海军部捐多少钱吗？用于‘舰队维护’。你知道多少海军将领退休后进入VOC董事会吗？你这是在捅马蜂窝，孩子。”
　　
　　“但这是真相。”
　　
　　“真相有很多种，”舰长说，“有方便说的真相，有不方便说的真相，有说了会丢工作的真相。你的属于第三种。”
　　
　　最终，扬二世找到了一个变通方案。他将书稿拆成一系列“匿名通信”，以“一位在东方旅行多年的荷兰绅士”的名义，发表在阿姆斯特丹一份新创办的学术期刊上。编辑同意不透露作者身份——只要文章“足够谨慎，用学术语言”。
　　
　　第一篇通信在1680年春天发表，题为《论热带地区农业系统的多样性及其经济价值》。表面上是农学论文，但仔细阅读会发现，它在论证强迫单一种植香料从长期看会破坏当地经济和生态。
　　
　　反响微妙。莱顿大学的学者们感兴趣，VOC的董事们皱眉但不好公开反对——毕竟只是“学术讨论”。玛丽亚写信给堂兄：“母亲读了您的文章，她说‘用科学的外衣包裹政治的子弹，聪明’。”
　　
　　扬二世继续写。第二篇关于贸易垄断对价格的影响，第三篇关于殖民地法律体系的比较。他建立了一个密码通信网络：通过中立国船只将手稿寄给阿姆斯特丹的编辑，笔名“尼德兰迪库斯”（意为“低地国人”）。
　　
　　渐渐地，“尼德兰迪库斯的通信”成了知识圈内的话题。人们猜测作者是谁：是莱顿的教授？阿姆斯特丹的退休商人？还是VOC内部有良心的官员？
　　
　　扬二世在航海日志的密写部分记录：“1682年4月，第三篇通信发表。VOC股价未受影响，但听说董事会内部有争论。小胜利。至少问题被提出了。”
　　
　　在莱顿，卡特琳娜的“土地恢复计划”遇到了官僚主义的沼泽。
　　
　　理论上，威廉三世执政支持的“国家重建基金”应该资助耐盐作物的推广。实际上，资金被层层截留：省议会要先支付公务员薪水，市镇政府要先修复市政厅和教堂，地方官员要先“评估可行性并收取管理费”。
　　
　　卡特琳娜七十二岁了，走路需要拐杖，但精神依然锐利。她亲自去海牙，要求见执政的农业顾问。
　　
　　接待她的是个年轻的秘书，礼貌但敷衍：“夫人，您的计划很有价值，但预算有限，我们需要优先考虑……更紧迫的项目。”
　　
　　“比如？”
　　
　　“比如加固堤坝，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水闸系统。”
　　
　　“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堤坝保护什么？盐碱地吗？”
　　
　　秘书尴尬地咳嗽：“流程需要时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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