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和平的账单与画家的眼睛 (第2/2页)

玛丽亚更直接。她在莱顿大学的教授晋升被搁置了，理由是她“过于专注于应用研究，缺乏理论贡献”。
　　
　　“意思是我的研究太实用了，不够‘高雅’？”玛丽亚对母亲说。
　　
　　“意思是你不像那些整天争论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更正确的哲学教授，”卡特琳娜讽刺地说，“你在帮助农民种土豆，这在他们看来不够……学术。”
　　
　　但她们找到了另一种途径：通过扬叔叔的画。
　　
　　扬画了一幅《土地与手》：前景是一双布满老茧的农民的手在播种，中景是刚刚返青的耐盐作物幼苗，远景是依然可见的战争废墟。画面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复苏从每一粒种子开始。”
　　
　　这幅画在阿姆斯特丹慈善拍卖会上以高价售出。买家是一位富有的寡妇，她的儿子在战争中阵亡。她将画捐赠给海牙议会，并要求将拍卖所得专门用于“战争受损土地的农业恢复”。
　　
　　舆论压力下，资金终于拨付了一部分。不多，但足够在五个村庄建立示范农场。
　　
　　“看，”卡特琳娜对玛丽亚说，“有时候艺术比报告更有力。”
　　
　　“也更有趣，”玛丽亚补充，“至少画比官僚文件好看。”
　　
　　1683年，家族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是否投资新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重组计划。
　　
　　原来的西印度公司专注于奴隶贸易和美洲殖民地，但在与英国和法国的竞争中惨败，于1674年破产。现在一群阿姆斯特丹商人想重组它，专注于“更文明的贸易”：糖、烟草、皮毛，减少奴隶贸易的依赖。
　　
　　卢卡斯叔叔的继任者——年轻的金融顾问范德贝赫——在家族会议上展示了计划书：
　　
　　“优势：美洲市场在增长，烟草需求上升，而且新公司章程承诺‘更人道的经营方式’。劣势：起步资金需求大，竞争激烈，而且……说实话，奴隶贸易依然是最赚钱的部分，只是他们答应‘逐步减少’。”
　　
　　小威廉已经五十九岁，开始考虑退休。他把公司日常管理交给了儿子扬二世——如果儿子从海军退役的话。但扬二世还没决定。
　　
　　“你祖父会怎么想？”卡特琳娜问小威廉。
　　
　　“他会先计算风险，然后问道德成本，”小威廉回答，“但最终，他可能投资一小部分——为了多样化，也为了……影响力。如果我们成为股东，也许能在内部推动真正的改革。”
　　
　　扬叔叔从艺术家的角度提出异议：“但‘更人道的奴隶贸易’就像‘更温柔的殴打’。本质没变。”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决定：信托基金投资百分之五的资产，小威廉的航运公司不直接参与，但可以签订运输合同——“保持距离，但保持联系”。
　　
　　投资后不久，西印度公司的第一份报告传来。他们在苏里南的种植园“只”使用了“契约劳工和本地雇佣工”，奴隶比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附注里有一行小字：“契约劳工主要来自债务囚犯和战争俘虏，雇佣条件符合当地法律。”
　　
　　“当地法律允许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六天，”玛丽亚读着报告，声音冰冷，“而且‘契约’通常意味着十年不能离开，工资只够基本生存。这和奴隶制有什么区别？除了名字？”
　　
　　小威廉叹气：“区别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在改进’。有时候，进步的衡量标准不是理想有多高，而是借口有多精致。”
　　
　　1685年，法国发生了一件震动欧洲的事件：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剥夺了法国新教徒的宗教自由。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开始逃亡。
　　
　　荷兰，作为欧洲最宽容的国家之一，迎来了新一波难民潮。
　　
　　阿姆斯特丹的教堂为法国难民设立了救济点。扬叔叔去画速写，看到了熟悉的场景：人们带着全部家当，眼神疲惫但坚定，就像……就像一百年前他的祖先为逃避西班牙迫害来到尼德兰一样。
　　
　　“历史在循环，”他对小威廉说，“只是角色换了。现在我们是避难所，法国是迫害者。”
　　
　　但宽容有成本。新难民带来了技能——丝绸织造、钟表制作、印刷技术——但也带来了就业竞争和社会紧张。阿姆斯特丹的工匠行会抗议“外国人抢走工作”，加尔文主义牧师警告“法国异端可能玷污我们的信仰纯净”。
　　
　　小威廉的航运公司接到了新业务：运送难民从法国港口到荷兰。利润不高，但稳定。更重要的是，他感到某种……道德满足感。
　　
　　“父亲会赞成的，”他对卡特琳娜说，“他常说，荷兰的强项不是军队大小，而是吸引力——让受迫害的人想来，让有才华的人想留下。”
　　
　　卡特琳娜点头：“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他们真的能留下，而且过得好。不是作为二等公民，而是作为新的荷兰人。”
　　
　　她自己雇佣了两个法国胡格诺派农学家，帮助改进耐盐作物品种。语言不通，但数学和植物学是通用语言。
　　
　　“他们带来的葡萄种植技术，”玛丽亚兴奋地报告，“也许我们可以在盐碱地上试种耐盐葡萄？至少比什么都不种强。”
　　
　　“荷兰葡萄酒？”卡特琳娜笑了，“那会是个奇迹。”
　　
　　“荷兰本身就是个奇迹，”玛丽亚说，“一片从海里抢来的土地，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一个靠计算和宽容生存的民族。再加个葡萄酒奇迹也没什么。”
　　
　　1685年秋天，家族在海牙举行了难得的团聚。扬二世从地中海舰队退役归来，正式接手航运公司；玛丽亚和她的未婚夫（那个参谋部军官）订婚了；扬叔叔的新画展《变迁的时代》在阿姆斯特丹开幕。
　　
　　晚餐时，他们讨论了国家的未来。
　　
　　“威廉三世执政在加强中央权力，”扬二世的未婚夫透露，“他认为各省的分权制在战争时期是灾难。他想改革军队，统一税收，甚至……与英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
　　
　　“和英国？”小威廉皱眉，“我们刚和他们打了三场战争。”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且威廉三世的妻子玛丽是英国公主，如果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徒）没有子嗣，威廉可能有继承权。”
　　
　　这个想法让餐桌安静了片刻。一个荷兰执政可能成为英国国王？那荷兰会怎样？附属于英国？还是反过来？
　　
　　卡特琳娜打破了沉默：“政治我不管，我只关心土地能不能恢复，人们能不能吃饱。”
　　
　　“还有VOC能不能改革，”扬二世说，“我的‘匿名通信’终于引起了议会注意。有议员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VOC的亚洲政策。”
　　
　　“结果呢？”
　　
　　“委员会成立了，成员包括三位VOC前董事。就像让狐狸调查鸡舍安全。”
　　
　　大家都笑了，但笑声里有苦涩。
　　
　　饭后，小威廉独自走到花园。秋夜的空气凉爽，星星清晰可见。他想起了祖父老威廉，那个经历了八十年战争、见证了共和国诞生的鲱鱼商人。
　　
　　如果祖父看到现在的荷兰，会怎么想？一个幸存的国家，但疲惫；一个依然富裕的国家，但债务缠身；一个宽容的国家，但内部争吵不断；一个商业帝国，但道德根基在动摇。
　　
　　但至少还活着。在经历了灾难年、战争、内乱之后，还活着。也许这就是最重要的。
　　
　　他回到书房，翻开祖父的账本——不是原件（保存在莱顿大学），而是他让人制作的副本。翻到最后一页，老威廉1604年的临终笔记：
　　
　　“给看到这些的后代：荷兰的财富不在香料，不在郁金香，不在账本上的数字。在于平衡……”
　　
　　小威廉拿起笔，在下面添加：
　　
　　“1685年，祖父，平衡越来越难。我们赢了战争但欠了债，保住了独立但失去了团结，积累了财富但腐蚀了灵魂。但至少我们还在这里，还在计算，还在尝试。也许平衡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就像走钢丝的人，永远在微调重心，但继续前进。
　　
　　您的曾孙玛丽亚即将结婚，她的未婚夫是军官也是学者。您的孙子扬二世在写书揭露黑暗，您的女儿卡特琳娜在拯救土地，您的儿子扬在用画笔记录时代。而我，在管理船只和账目。
　　
　　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走钢丝。也许这就是您说的平衡：不是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但所有人都在向前。
　　
　　愿荷兰能继续向前——即使摇摇晃晃。”
　　
　　他合上账本。窗外，海牙的灯火在秋夜中闪烁，像无数个微小的决心。
　　
　　和平的账单很贵，但至少他们还付得起。画家的眼睛看到了问题，但至少还有人愿意看。土地受伤了，但至少还有人播种。
　　
　　黄金时代也许过去了，但生活还在继续。而且，谁知道呢？也许最好的时代还在后面——一个更清醒、更平衡、更真实的时代。
　　
　　风吹过花园，带着泥土和远处海洋的气息。荷兰的气息。
　　
　　小威廉微笑，吹灭蜡烛。明天还有更多计算要做。但今晚，就让他享受这片刻的宁静，和这个依然存在的国家，这个依然存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