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联盟的代价：战争、债务与风车下的 (第1/2页)

第十九章联盟的代价：战争、债务与风车下的阴影
　　
　　1690-1697年
　　
　　伦敦的宫廷宴会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即使剧本每天都在变。
　　
　　小威廉站在汉普顿宫的大厅里，手里端着一杯淡得可疑的英国葡萄酒，试图分辨周围交谈中的荷兰语和英语比例。结论是：英语占七成，荷兰语两成，法语一成——政治现实的语言学映射。
　　
　　“范德维尔德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小威廉转身，看到了约翰·丘吉尔，那位在爱尔兰战役中表现出色的英国军官，现在已经是马尔伯爵了。
　　
　　“勋爵阁下。”小威廉礼貌地点头。他的儿子扬二世站在旁边，穿着为这次旅行特意订做的正式服装，看起来不太自在。
　　
　　“你们的船队在远征中表现卓越，”丘吉尔说，“威廉陛下——请原谅，我该说国王陛下——多次提到荷兰商人的效率。没有你们的后勤支持，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
　　
　　“我们只是做了合同要求的事。”小威廉谨慎地回答。他不确定这位英国贵族的恭维背后是否有其他意图。
　　
　　丘吉尔微笑，那笑容既迷人又让人不安：“正是这种‘合同精神’让荷兰如此……实用。不过，我听说你们在弗利辛恩的船坞正在扩建？准备承接更多英国海军的订单？”
　　
　　消息真灵通，小威廉想。扩建计划上周才在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会通过。
　　
　　“只是正常的商业扩张，”他说，“战争带来需求，需求带来机会。”
　　
　　“战争也带来债务，”丘吉尔压低声音，“我听说荷兰各省的国债已经超过一亿荷兰盾了？惊人的数字。”
　　
　　小威廉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在阿姆斯特丹不是秘密，但从英国贵族口中听到，感觉像在展示伤口。
　　
　　宴会的高潮是威廉三世——现在是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简短露面。他看起来比在海牙时更苍白，哮喘似乎更严重了，但眼神里的坚定一如既往。他没有发表长篇演讲，只是感谢了“忠诚的荷兰盟友和英国臣民”，然后匆匆离开——据说要去审阅来自佛兰德斯的战报。
　　
　　“他在同时下两盘棋，”扬二世在回旅馆的马车上低声说，“一盘是英国的政治，一盘是欧洲的战争。而荷兰……也许是棋盘本身。”
　　
　　战争确实在继续。九年战争（或称大同盟战争）进入第三年，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在陆地上依然强大。荷兰作为大同盟的核心成员，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1692年，小威廉回到阿姆斯特丹，发现办公室里堆积着新的海军部订单和税务局的催缴单。战争费用像无底洞，而收税官的效率比任何时候都高。
　　
　　“他们现在按季度预征‘国防特别税’，”会计苦着脸报告，“而且要求用现金支付，不能用国债抵充。”
　　
　　“那我们的现金流呢？”
　　
　　“紧张，但还能维持。英国海军的运输合同利润不错，但付款周期长了——他们说‘王室财政需要时间周转’。”
　　
　　典型的模式，小威廉想。荷兰出钱、出船、出人，英国出……承诺。但他别无选择。如果法国赢了，荷兰可能再次被入侵。至少现在，威廉三世作为英荷联盟的领袖，把两个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然而联盟内部并不平等。1692年的拉和岬海战证明了这一点。英荷联合舰队与法国舰队交战，英国战舰担任主力，荷兰舰队负责侧翼。战斗胜利了，但英国媒体只歌颂英国海军的英勇，几乎不提荷兰的贡献。
　　
　　“我们在他们眼中是配角，”德·鲁伊特将军的继任者——一位年轻的荷兰海军上将——在小威廉的办公室里抱怨，“而且是最先被牺牲的配角。上次战斗，他们让我们的船去吸引火力，好让英国战舰抢占有利位置。”
　　
　　小威廉没有说话。商业上，这叫“风险转移”。政治上，这叫“联盟协作”。本质上，这叫强者的逻辑。
　　
　　扬叔叔从伦敦带回了一幅未完成的画作：《两个王国的执政》。画面中，威廉三世穿着半荷兰半英国的服装，左手拿着荷兰省议会的文件，右手握着英国权杖，背景分裂为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和伦敦塔。
　　
　　“国王陛下看了草图，”扬叔叔说，“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很准确，但不适合公开展出。’”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知道自己的双重身份是个敏感问题。在荷兰，他不想被看作英国国王；在英国，他不想被看作荷兰执政。但事实上，他两者都是。”
　　
　　扬叔叔决定私下完成这幅画，留给家族收藏。“也许一百年后，人们会理解这个时代的矛盾。”
　　
　　与此同时，卡特琳娜和玛丽亚在莱顿的农业研究所终于建成了。资金来自英国农业协会，但管理和研究完全独立。第一个重大突破在1693年到来：她们培育的耐盐土豆品种在泽兰省的盐碱地试种成功，产量达到正常土地的七成。
　　
　　消息传开，各地农民前来求购种子。玛丽亚坚持低价销售——“这不是为了利润，是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但商业化压力随之而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想垄断种子销售，英国投资者想买断专利。玛丽亚拒绝了所有提议，结果收到了匿名信，威胁要“揭露研究所使用英国资金的‘不爱国’行为”。
　　
　　“这就是现实，”卡特琳娜对女儿说，她已经八十三岁，大部分时间卧床，但思维依然清晰，“你做正确的事，就会有人想从中获利，或者阻止你。”
　　
　　玛丽亚的未婚夫约翰现在是威廉三世联合参谋部的中校，经常往返于前线。他建议寻求王室保护：“如果国王陛下认可你们的研究，就没人敢动。”
　　
　　但这也意味着政治化。最终，玛丽亚妥协了：她接受了“威廉三世农业进步奖”和一小笔王室津贴，代价是将研究所更名为“国王威廉农业研究所”。
　　
　　“名字不重要，”卡特琳娜安慰她，“重要的是工作继续。”
　　
　　战争的压力在1694年达到顶峰。法国收成失败导致欧洲粮食短缺，荷兰虽然有自己的农业改良，但粮价仍然上涨了百分之四十。阿姆斯特丹爆发了面包骚乱，暴民砸开了几家面包店，警察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的薪水也被拖欠了。
　　
　　小威廉的航运公司遇到了新问题：保险费用飙升，因为法国私掠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活动加剧。更糟的是，英国开始征用荷兰商船用于军事运输，补偿“按战时标准”，也就是远低于市场价。
　　
　　“如果我们拒绝呢？”扬二世问。
　　
　　“那就会失去所有英国合同，还可能被指控‘不配合战争努力’，”小威廉回答，“在战时，爱国主义是门好生意——对强加条件的一方来说。”
　　
　　他们不得不接受。公司利润在1694年首次出现亏损。小威廉动用了家族信托基金的储备金，那是老威廉时代开始积累的“雨天基金”。
　　
　　“希望雨天早点结束，”他在家族会议上说，“否则我们都要淋湿了。”
　　
　　扬叔叔的画室也受到了影响。富人减少了对艺术品的购买，中产阶级更关心面包价格。他不得不接受一些商业委托：为富商画肖像，为酒馆画招牌，甚至为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了一幅巨大的《荷兰省美德寓言》——画面中央是手持天平的女神，两旁是代表贸易和农业的人物。
　　
　　“至少他们还愿意为宣传付钱，”扬叔叔自嘲，“艺术总是第一个被削减，最后一个被恢复。”
　　
　　转折点在1695年悄然到来。不是战场上的大捷，而是财政上的崩溃边缘。
　　
　　荷兰各省的债务已经高达一亿两千万荷兰盾，年利息支出占政府预算的一半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们开始拒绝新的贷款，除非“进行财政改革和削减开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