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日租房 (第2/2页)

叔还在那个课桌后面，面前多了一碗粥和一碟咸菜。我把钥匙放在桌上，他说：“等一下，我去查房。”他起身，慢悠悠地上楼，我站在走廊里等。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没人走的时候就灭了，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一明一暗的，像一只眨眼的猫。
　　
　　叔下来了，说：“可以了。”然后从抽屉里拿出十块钱，推给我。我接了，说谢谢，走了。
　　
　　走出那扇铁门，巷子里已经有阳光了。炒粉摊的老板娘在生火，烟很大，呛得我咳嗽。垃圾站旁边蹲着一只猫，在舔一个空罐头。窄巷的墙上有人用喷漆写了一行字：“招工，日结，150。”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是这里的空气好，是日租房里的空气太差了。
　　
　　后来我又住过几次日租房。不是同一家，是不同地方的。火车站附近有好几家，都是二十块到三十块一晚，条件都差不多——薄墙、薄被、薄情。有人住一天就走，有人住了一个月，因为付不起月租房的押金。日租房不用押金，或者只收十块二十块，你随时来随时住，随时走随时退。对流动的人来说，这比月租房还友好——虽然条件更差，但至少你不会有“被扣了押金”的那种憋屈。你在日租房里不会丢东西，因为你没什么可丢的。你也不会跟房东吵架，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限于那二十块钱和一晚。
　　
　　我见过一个在日租房里住了四十天的人。他姓吴，三十出头，瘦得像一根竹竿，脸上的骨头轮廓清晰得像X光片。他住在我隔壁的隔壁，301房间。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他咳嗽，干咳，一声接一声，像一台柴油机发动不起来。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到他，他提着两袋方便面和一桶矿泉水，走得摇摇晃晃的。我问他：“你身体没事吧？”他说：“没事，感冒了。”我说：“感冒咳了这么久？”他没回答，进了房间，关了门。
　　
　　后来我听叔说，那个人是肺上有毛病，干不了活，在这里等老家寄钱来。我说等了多久了？叔说：“一个月了，钱没寄来，人也没走。我本来想赶他走，但他太可怜了，我再让他住几天。”我说他不是住了四十天吗？叔说：“对，四十天。后来有一天他没出来，我去敲门，没人应。我用备用钥匙开了门，看到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嘴唇发紫。我叫了救护车，拉走了。后来怎样了，我不知道。”
　　
　　我想起了月租房里那个被救护车拉走的男人。他们很像——一样的瘦，一样的咳嗽，一样的等一笔永远不会寄来的钱。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也许好了，也许没有。但我知道，他们的房间很快就会被租出去，给下一个瘦子，给下一个咳嗽的人，给下一个等待的人。
　　
　　日租房里的时间过得很快。你住进去的时候是黄昏，出去的时候是早晨。中间的那一夜，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声音——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吵架，有人在打包行李，有人在打电话说“妈，我找到工作了”。这些声音在薄墙之间穿梭，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
　　
　　我最后一次住日租房，是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晚。
　　
　　我收拾好行李，把那个蛇皮袋绑好，付了二十块给叔，住进了307房间。307在走廊最尽头，隔壁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人。那天晚上很安静，安静得我不习惯。没有吵架的，没有哭的，没有放短视频的。只有窗外偶尔经过的火车，汽笛声远远地传过来，呜——呜——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的翅膀。我想起了很多东西——那个广告牌，那辆金杯，那份合同，那张长椅，那个桥洞，那个没有窗户的月租房，这个没有名字的日租房。它们像一串珠子，被我走过的路串在一起，每一颗都灰扑扑的，蒙着灰。
　　
　　我翻了个身，把蛇皮袋抱在怀里。里面是这几年攒下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一双鞋，一条毛巾，一个水杯，一叠收据和合同。那些收据和合同我已经不再看了，但也没有扔掉。它们是我来过这里的证据。
　　
　　第二天早上，我退了房。叔不在，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写着“退房请把钥匙放桌上，押金自取”。我把钥匙放在桌上，从那个装钢镚的碗里拿了十块钱——我的押金。走出铁门的时候，炒粉摊已经开了，老板娘在炒粉，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垃圾站旁边那只猫还在，蹲在同一个地方，舔着同一只空罐头。
　　
　　巷子里有人在发传单。红色的，写着“月薪8000”。
　　
　　我接过一张，看了看，然后叠成一个方块，放进口袋里。
　　
　　不是因为它说的是真的。是因为它说的东西，我曾经信过。